当代人该读哪些经典
主持人：我们讲经典是“不刊之鸿教”，就是表明它具有永恒性，也就具有“常”的价值。但是经典体系又是变动的，又具有“不常”性。常与不常，换言之就是“经与权”。儒家经典从孔子删定“六经”后，又经历“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和“四书五经”的体系演变，说明经典阅读有轻重缓急，在体系上是随时变化，与时俱迁的。随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经典的价值也会适时表现出来。不过经书（包括其他儒家文献以及出土文献）数量很多，如果都要去读，必然出现“皓首穷经”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现实的。那么，现在就要请教各位先生，有哪些经典应该先读？又有哪些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可以纳入经典呢？
廖名春：经典的发展，我觉得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文化经典，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五经”，像《周易》《尚书》《诗经》，甚至《礼经》都可以归入这个行列。第二个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传记系统，即孔子跟他的学生后学对经典的阐发，以“四书”为代表。《仪礼》现在就不是很重要了，它的价值还是在“记”里面，在《礼记》里面。虽然不能说《礼记》各篇都很重要，但是《礼记》里面有很多篇章是代表了孔子思想的，这非常重要。孔子对《周易》的研究有一部分在今本《易传》里，还有一些失传了，我们现在从帛书《易传》里也能够看到很多。孔子对《诗经》的阐述，过去没有系统的东西，现在出土文献中有《孔子诗论》。这些都属于传记这一类。《孟子》宋人也抬入了经，《荀子》有些东西也可以补入，像《劝学》《天论》等。第三个阶段就开放一点，从宋明甚至到清代，后儒那些有名的著作，都可以成为经典。在经典发展的三个阶段里，第一个阶段没有多少选择了，就是“五经”。第二个阶段还可以继续选择和补充一些，可在“四书”、《孝经》之外再扩大一些。第三个阶段就更加要精选，更加要精确。这样，在过去“六经”“九经”“十三经”的基础上编一个新经典出来，才有现代性，才能更吸引人，发挥更大作用。
李景林：每个时代重视的经典是不一样的。传统社会，像汉唐重视“五经”，主要是重视政治方面，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哲学，宋代重视“四书”，考虑是在教育、在心性修养方面。心性修养是个体的事，个体的事务就注重在心性方面。我觉得对现代社会来说，“四书”还是最重要的。“四书”比较简洁，一下子直透心性。以“四书”为中心，当然还要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有些读起来比较方便的，像宋儒朱子的《近思录》，明儒王阳明的《传习录》，都可以去读。
“当代经典阅读”，我觉得“阅读”这两个字，用“传习”比较好，传统上是讲“传习”。阅读有注重知识的倾向，“传习”经典的目标，主要在于修养身心，要把获得知识与修养身心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不能只是把经典当作知识性的文本来看。
丁鼎：我认为现代的经典阅读体系或者传习体系的构建应该注意两个子系统的构建，第一个是经典的大众化、通俗化阅读，第二个是经典的学术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前者主要是面向大众和中小学生，后者主要是专家学者的任务。通过对经典进行学术性阐释和通俗化的解读，使其越来越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进而对经典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相对来讲，“四书”应该是儒家经典的精华，因此，应该把“四书”作为儒家经典首选的必读书。
詹海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第一是到底阅读哪些经典？第二是怎么样培养传播者？也就是学者的养成问题。第三是经典怎样跟当代的重要问题有机结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阅读经典应从“四书”着手。“四书”里面应该特别重视《论语》。经书里面，则首重《孝经》。宋明理学的《近思录》《传习录》也要读。在读《论语》时，我们会读朱熹，但是现在更要读的是王阳明心学一派的《论语》学，因为其中有一些很特别的心得。比方说文人张岱的《四书遇》，还有王阳明及其后学对“四书”的解释，其中有很丰富的心理学与哲学的诠释，以往被我们忽视了。另外，我想提出对“传习”两个字的理解，以就教于大家。我们常说“尊师重道”，“尊师重道”上面应该有一个主语。谁来尊师？谁来重道？如果学生不尊重老师，也不尊重老师所传的道，老师怎么可能会受尊敬？道怎么可能传得下去？所以这个“传”的意思就是说你讲的东西，他能够体会、接受，“习”的意思就是他接受了以后，愿在生活中去实践它，或者愿意常常去思考这个问题。“传习”就是学生愿意不断地去看书，也愿意接受老师的解释，然后又愿意不断地去实践。总之，我要强调的是，一定要把经典传习落实在可以实践上，才能对生命个体及社会大众产生效益。经学在古代中国是一切学科的总源。因此，研读经典要把各个学科打通，也要把古今跟中西汇通在一块。如何把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当代潮流的主要命题与仁义礼智信、民本、逍遥、齐物、慈悲、成己成人等经典核心观念结合研究？必须要把这些重要的观念做一个全面、精确、详尽的诠释，以作为讨论的基础。另外，我们更要重视如何将经典融入现实生活，使之为当下人们的需求服务。总之，我们必须进行批判性地反省检验及正能量地继承创造，使经典的永恒性、普遍性、创新性为大众所接受，并愿意发扬光大之。
主持人：就儒家经典来说，汉代构建的经典体系是《论语》《孝经》加“五经”。“蜀学”也是这样，文翁在成都建石室学宫，传的就是“七经”，也就是“五经”加《论语》和《孝经》。到了唐代，科举考试的是“九经”，但是同时也考“兼经”，就是《论语》和《孝经》。《论语》和《孝经》也是必读的。到了宋代，王安石改变学制，才把《孝经》替换成《孟子》。后来程朱构建了“四书”体系，其初衷也只是把“四书”当成入门的、初级的阶段，最终还是要读“五经”，所以他构建的应该是“四书五经”体系。稍早，在五代后蜀开始刊刻并延续到北宋的蜀石经，一共刻了十三部，把《孟子》也正式刻入儒家经典，形成“十三经”体系。这是经典体系演变的大致情况。
就当下来说，应当兼顾“大众阅读体系”和“高级研究体系”（或者“理论构建体系”）。廖名春先生提出精选法，精选一些文献构建新的经典，走的是“选学”路径（当初孔老夫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也是这个路子）。第二个路数就是李景林先生说的核心经典和外围经典。第三个就是丁鼎先生提出的“大众传习本”和“学术阐释本”。在我看来，对于经典可以有所区别划分，大众读本以“四书”为主，但不应把《孝经》排除在外。如果要寻求儒学的当代突破，更需要在文本上有所突破，被传统学人忽略的一些文献是否也可以考虑纳入？比如《国语》，其实跟《左传》性质相同，《左传》是按年代排，《国语》是按国别排，都可以辅翼《春秋》。还有《逸周书》，有很多篇章是相当不错的。再就是出土文献，很多应该整理出来作为大众读本。总之，要根据当下人们的实际需要来构建一个新的经典体系，至于怎么构建，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儒家经典影响中华历史，是客观事实，其所代表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也应是当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换言之，读好儒家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思过半矣”；理解和宣传好儒家经典所提倡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就能事半功倍。文化自信当从儒学复兴开始，儒学复兴又当从经学繁荣开始。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