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双11”的“初心”是光棍节，所以让我们来聊聊古人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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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婚礼向来是人生大喜。作为中国古代最辉煌的大唐盛世，唐朝婚礼隆重的仪式感、满满的文艺范，让现在的新人都心向往之。
据唐代封演笔记《封氏闻见记》，“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下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事实上，唐朝婚礼内容之丰富，程序之繁多，远不止封演所述。
订婚：不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看重三观眼缘
根据古代宗法社会的传统，婚姻并非只是男女个人私事，而是关系家族门楣和宗族延续的公事，上承宗庙、下继后世。所以，男女婚姻须由父母或祖父母甚至家族尊长主持，是为“父母之命”；同时还需中间媒人介绍，“男不亲求，女不亲许”，是为“媒妁之言”。
在唐代，礼制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上升到法律层面。《唐律疏议》云，“祖父母、父母主婚者，为奉尊者教命”，“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在这种礼制加法律的双重制约下，凡人与神仙的跨界爱情，就可能被棒打鸳鸯。
据《太平广记》，武则天大足年间，京兆长安人韦安道与掌阴阳、育万物的后土夫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新婚燕尔十余日，后土夫人对韦安道言，“某为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谓礼，愿从子而归，庙见舅姑，得成夫之礼，幸也”，表示需要舅姑即公婆认可，这门亲事才算美满。
然而，韦安道父母因后土夫人来历不明，疑心其是妖怪，遂强迫小夫妻离婚。后土夫人尽管神通广大，连武则天都要在其面前匍匐跪拜，但面对“父母之命”，只能涕泣言道，“为夫妇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从”，返回天庭，与韦安道洒泪而别。
但在唐代总体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中，还是有青年男女冲破宗法礼制束缚，自主追求良配的佳话。开风气之先的，正是大唐开国皇帝李渊。
据《旧唐书》，北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之女窦氏，才貌双全，见识不凡，“不可妄以许人”。就让其父窦毅在客厅屏风上画两只孔雀，和上门提亲的人约定，只要能几百米之外射中孔雀眼睛，就可成为窦家乘龙快婿。前后有十几个人来射，都射不中。李渊弯弓射箭，连发两箭，射中孔雀两只眼睛，也射进窦氏心里。李渊正是靠绝伦武艺而非“父母之命”，最终抱得美人归。杜甫有诗云，“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所指即是李渊窦氏之事。
唐代女子在追求婚姻自主上亦是不遑多让。唐代宗大历年间的女诗人晁采，自幼与邻家男孩文茂“约为伉俪”。二人三观契合，情趣投缘，文茂常“寄诗通情”，晁采则“以莲子达意”。晁采送给文茂的莲子不久竟“开花结缔”。晁母为他们深情打动，叹道，“才子佳人，自应有此”，最终成全二人。
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父母做主，男女确定感情后都得完成《仪礼·士昏礼》所规定的“六礼聘娶”，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才能步入婚姻殿堂。
据《文艺类聚》，“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由媒人代替男子出面，携礼品去女子家提亲。礼品一般是寓意吉祥的“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棉絮、长命缕、干漆”九种礼物。《酉阳杂俎》言，“胶、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女子家如果不接受，这门婚事就此终止；如若应允，则开启“问名”流程。
问名，“谓问女名，将归卜之也”，男子再托媒人询问女方名字和生辰八字。问名时，一般携带象征忠贞的大雁作为礼物。因活雁不易得，还会用面粉捏成的面雁代替。纳吉，“谓归卜吉，往告之也”，男子将二人生辰八字配对占卜后，如是吉兆，就通知女子家，可以缔结良缘。纳征，“用束帛，征成也”，男子家将聘礼即彩礼送到女子家，双方婚约正式达成，相当于现在的订婚。请期，“谓吉日将迎”，婚约手续完备，男子占卜确定吉日，与女子家商定成婚时间。
走完以上五个流程，便进入最后一礼即“亲迎”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