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对中国可以说是影响至深，直到现在中国的各种考试也延续着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些习惯，比如北宋太宗时期制定的糊名考校法，盖上考生姓名让主考官不知试卷为何人所写，以期达到公平公正的效果，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日。科举制的诞生取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漫长的混乱后，原来确保士族阶级利益的九品中正制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阻力，动荡与少数民族政权随之带来的是士族垄断的瓦解。
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宫崎市定的《科举史》，将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兴至亡的全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此书成书于1946年，当时正值二战末期，日本国内局势动荡，宫崎市定在接受东亚研究所所托，研究清朝官制和官吏任用制度时，撰写了一部以科举为中心的清朝官吏制度的研究著作。在宫崎市定被应召入伍前，他将这部被视作自己“遗稿”的作品寄给了出版社，确保自己的研究不会随着战火消失。战争的结束，让宫崎市定和他的书稿躲过了一劫。然而1946年这本书出版后，却几乎没有销量，随之在市面上绝版。直到随着日本从战后缓和过来，经济开始腾飞后，这部著作才重新被大众所重视，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必看书目。
宫崎市定在1946年版本上增订修改过后，全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概括总览整个古代中国的科举史，以明清时期为界限，分别介绍了科举制度发展前期与后期的不同阶段与历史意义。第二章则以他最早的研究为基础，以清朝为例，详细讲述了科举制度的全貌，从各个角度描述了科举的全过程。第三章从更高的视野看待科举制度与中国社会的各方关系，阶级的变化、官僚阶级的生活与朋党组织、科举与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关系等等。最后一章则是介绍了科举制度的崩溃以及它的历史意义。
除了书中详细介绍科举制度的各项细节外，我们还能了解到科举制的诞生与古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相结合。在科举制以前，九品中正制取代汉代的孝廉制度，成为国家选拔官僚的唯一制度，初衷本为了网罗全社会的人才，却没想到成为地方势力、世家大族权力垄断的助力。这导致了皇权的继续衰落，以至于出现了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因此普通寒门的力量逐渐被皇权所重视，在当时的权力对比中寒门处于绝对弱势，但皇权也非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士族大家却成为皇权的极大威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皇权与寒门的结合就成了必然，他们都有消除士族，成就自我的意愿，在历史的发展中，在这种大趋势下，逐渐演化成为制度，就变成科举制。
有人说，科举制度源于汉，兴于隋，盛于唐，成于宋。在唐代科举制度虽然是王朝选拔官员的标准，但当时科举考试制度并不成熟完善。在百年间，通过皇权的发展、官僚集团的革新，科举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建立了一个对于皇权有着高度认同的官僚团体。这是皇帝愿意见到的局面，但是一旦这个局面形成，这套制度也就固化落后了，因为目的已经达到，之后的所有变革都是在不断地加强这种理念而非突破。
科举制得以留存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开放和公平。科举制所提倡的理念，天下大同、人人平等，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实现阶层的鱼跃。但科举到后来逐渐僵化，甚至成为阻挡阶层流动的巨石。在书中宫崎市定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科举制的目的并非培养民众的知识素养而是在于选拔。古代中国并不重视基础教育，只管选拔人才，而不投入人才培养的成本，因此教育的成本始终都由民间和应考者本人承担，自然导致了教育水平的下降。
民间的私立教育机构基于现实考量，也都纷纷转变为只为科举考试而生的预备学校。基础教育成本的提高，也会导致看似公平开放的政策制度，逐渐由家世好、经济条件好的阶层所垄断，他们有更多的资本可以投入到对孩子的教育中，地方势力与朝廷官员逐渐结合成利益群体，积极培养选拔自己家乡或与自己有关系的人进入官场，成为自己的势力。选拔权在朝廷，然而培养官吏的权力却在民间，如果要求官吏成为肱骨、为国家尽忠效力，不结党营私，自然有些力不从心。只能通过科举这一制度，缓解朝廷对于人才的失控，不断增加考试，更改考试方式，让科举制度越来越复杂。这样才能让朝廷将对官僚集团的把控权牢牢地抓在手里，但这无益于对民间人才的培养，反而打击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和平年代，政局稳定仕途波动较小，朝廷能够提供的官职越来越少，有些优秀的人才甚至要在闲职上候补多年才能等到机会。而参加科举的人则越来越多，从而导致选拔标准越来越严，选拔的方式也越来越奇怪，尤其到了清朝中后期，围绕着八股文出题人和做题人都是绞尽脑汁。俨然到了此时，基于政治的需求，科举制度已经从选拔人才变为了把多余的人才淘汰掉。可以说当我们聚焦于科举制度的异化时，也需要看出埋藏在科举制度背后公共资源的紧缺。
纵观整个科举史，我们看到了它诞生的必然，也看到了它的消亡，这一制度伴随着封建集权制度，并且参与到其中。科举制虽然在1905年被废除，但废除的只是科举政治方面的影响，而科举的道德观念和内在的理想一直流传至今。
（来源：北京晚报；洪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