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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何处来——现代女性指称的源流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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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自何处来

  ——现代女性指称的源流考释

  演讲人:张宝明 演讲地点: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线上讲座 演讲时间:2020年5月  

  张宝明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河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等。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研究。专著有《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启蒙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苦旅》《转型的阵痛——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论衡》等多部。

 

  在现代汉语中,提起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她”。“她”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与男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他”以及中性词“它”并列使用。

  对于这个“她”,我们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然而,在沿袭几千年的古代汉语中,曾经是没有“她”可言的。中国古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夫权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中心,女性没有社会地位,男性的“他”既可用来指代男性,也可用来指代女性和其他一切事物。“伊”字则是“她”的代言人。

  《诗经·秦风·蒹葭》有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里“伊人”指的是心中思念的那个人,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伊”字的指代范围逐渐缩小,在“五四”前后的文学作品中,“伊”专用指女性。所以我们现在听到或看到“伊人”两个字,心中立刻就会产生女子的形象。

  那么,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她”字的背后又蕴含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事件?

  刘半农与“她”

  “她”这一字形,在中国传统字书中,早已有之。南朝顾野王所编纂的字典《玉篇》中就已经出现,以后的各种字典,如《集韵》《篆隶万象名义》《康熙字典》等均有收录。

  但是据《玉篇》等书中的解释,“她”是“姐”字的异体。当时,“姐”是方言“母亲”的别称,如《说文解字》说“蜀谓母曰姐”。

  那么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她”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就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刘半农说起了。

  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5卷2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小说《改革》,在译文前面,周作人特别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第三人称”的说明,其中透露了刘半农的一个个人创意或者说大胆构想:“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

  新青年同仁合影。左一为刘半农。资料图片

  “半农”即是刘半农。刘半农,原名寿彭,后名复,他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仁,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

  周作人在《改革》一文中将刘半农的个人创意或说大胆构想公之于世。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里,周作人说的是“半农想造一个‘她’字”,而刘半农去世后,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也写道:“他活泼、勇敢,打了几个大仗。譬如吧,‘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中国古书《玉篇》中已经有了“她”字这一字形,那么为什么说刘半农创造了“她”字呢?

  应该说,虽然古代《玉篇》中已经有了“她”字,但是古代的“姐”与“她”都是“母”的意思,并且古“她”字早已废弃不用,成为一个死字。刘半农则赋予了“她”字第三人称阴性代词这一新的含义,可以说是“旧字新用”“借尸还魂”。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书中指出“这个时期(即五四时期)所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词语之一,就是书面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也就是“她”字的创造。刘半农让古文字“她”起死回生,焕发出新的魅力。因此,我们说刘半农创造了现代的指代女性的“她”字。

  那么,“她”字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呢?接下来咱们就讲一下刘半农提出“造”“她”字的背景,总体来说主要有两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相连。

  刘半农提倡“她”字应该说是与《新青年》杂志上女子贞操问题的讨论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新青年》是当时最早提倡妇女解放的杂志之一,而且还是最早讨论女子贞操问题的先锋刊物。1918年5月15日,由周作人翻译的日本著名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在《新青年》4卷5号上发表,从而把“男女问题”中诸如平等、深交、同校等问题一一揭示出来。

  女子在中国传统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时下女子的地位则成为新文化、新伦理、新文学先驱最为关注的话题。与一般意义上的反传统没有什么两样,《新青年》派的人物同样是借助外来思潮的星星之火点燃同仁的燎原思绪。在《新青年》登了半年广告征集关于“女子问题”的文章而寂然无声后,周作人便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虽然文章中还是以”他”称呼与谢野晶子,但要为女性寻找一席之地,并让“他”与“她”并行不悖的目的却是非常明确的。

  《贞操论》意在说理:“倘这贞操道德,同人生的进行发展,不生抵触,而且有益;那时我们当他新道德,极欢迎他。若单是女子当守,男子可以宽假;那便是有抵触,便是反使人生破绽失调的旧式道德,我们不能信赖他,又如不能强使人人遵守;因为境遇体质不同,也定有宽严的差别;倘教人人强守,反使大多数的人,受虚伪压制不正不幸的苦;那时也就不能当作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对执意寻求新道德的“新青年派”同仁来说,男女的各占半边的“半边天”意识已经为“她”的到来作了厚重的铺垫。

  接着,胡适的《贞操问题》在《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胡适进一步发挥了“一对一”的男女贞操观念:“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随后,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等文章进一步将这一讨论深化。

  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6卷4号在扉页上以“新青年记者启事”的名义发布《女子问题》公告。公告认为,一切社会问题、家族制度问题无不与“女子问题”有关,所以女子问题乃是今日社会的一大重要问题。为了让男子“越俎代言”的局面成为过去,女子教育、女子职业、结婚、离婚、再醮、姑媳同居、独身生活、避妊、女子参政、法律上女子权利等,都需要一一重新评估。

  可以说,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当时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女权”形势下,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她”字呼之欲出。

  第二个背景是,“她”字的提出还与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大量翻译外国著作有关。应该说,这也是在“五四”浓厚的开放意识下长成的硕果。早在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马礼逊、罗存德等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英文he、she、it与汉语的对接问题。早期的白话文,“他”“伊”“他(女)”都作第三人称代词,这种混乱的书写方式给译文和白话文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外来语英文中的第三人称代词(he、she、it)是分阳性、阴性和中性的,随着性别不同而用词有别,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这种分别在当时的汉语中却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汇,“she”和“it”难以对译。译文较多的日文也遭遇这种尴尬的情形。

  翻译作品的骤增也使得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愈发混乱,因此汉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亟待规范和丰富。

  在1918年8月之前,刘半农就私下与友人交换过意见,至少周作人就是知情者之一。所以在1918年8月15日的《新青年》5卷2号正值讨论男女权利平等的高潮之际,周作人翻译的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小说《改革》发表了,译者在译文前特别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第三人称”的说明,将刘半农“造‘她’”的大胆构想公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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