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笔至此，亦须一言。族谱研究是当代家族史研究中极度重要的一环。研究者固然要关注所研究族谱、宗谱内所涉人物的个人命运、家族遭际，但更要注意大时代大变迁大背景下人物与家族、人物与社会、家族与社会之关系，细心体察。毛主席曾说：“如果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参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1958年3月8—26日），此话为后来研究家族史、谱牒学者所常引〕此句话实可谓点出大历史视野下谱牒学研究的意义。以今天眼光看，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世界一体，信息互通有无，人文学科领域也观念日新、层进日深，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呈多维状况，同一件事，历史学家有他们的角度，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遗传学家看则是另外一个角度。当今进行谱牒学研究，均不免要同时关照它在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遗传学等学科之价值及意义。家谱的字里行间都存在鲜为人知的宝贵数据，家谱有着其他文献不可代替之作用。
结合金先生此志稿，以为它有如下价值：
（一）家谱的符号是姓氏，它首先是其家族变迁史，亦为现代宏观意义上的家族史研究提供史料。
（二）可以与《奉天府志》《八旗通志》《东华录》《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实录》《满文老档》《玉牒》等正史相互参证，甚至可补史志之阙。要知往往方志、正史未备未详，或者记载有误处，或恰恰详备于姓氏家谱之中。
（三）有助于为解决清史研究中所涉族内人物及历史事件之争，提供进一步研究之线索。
（四）为研究清代早期（雍正以前）爱新觉罗皇族内部宗族信仰 （主要指苏努家族之事）、皇族与政治之关系，及清代制度史、外交关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人口史，乃至北京史地文化，提供可研究的文献资料。
金 先生他们这一支，在有清近三百年间，虽非被封爵至亲王、郡王，但也是贝勒、贝子累代递降至入八分的奉恩辅国公，世代拥有所属佐领，世袭罔替，是真正的阀阅之家。《满文老档》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条，记大贝勒代善追述以前努尔哈赤时议政情况说：“尔先时尚不得入五大臣之列，台基德格类、台吉济尔哈朗、台吉杜度、台吉岳托及台吉硕托，早已随班议政。因尔阿巴泰在诸弟之列，幸得六牛录，方入诸贝勒之列，今尔欲欺谁乎？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衮、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先尔入八分之列。”（参见中华书局译汉本《满文老档》下册）入八分，《大清会典》中注释云：“天命年间，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朝会燕飨，皆异其礼，锡赍必均及，是为八分。”（参见乾隆《大清会典》卷一，“宗人府·封爵”）此是后金时期，在当时特殊体制下，宗室中的高等阶层成员所拥有的特权及其某种资格。其特权，不仅仅限于按八分分财务，最主要享有议政权，即参与朝政、处理后金（清）军国要务权。当时能享有此权力者，在天命朝主要是宗室贵族中的旗主贝勒和非旗主贝勒，统称“入八分贝勒”。杜度在他们同辈中，封贝勒最早，在战场上智勇善战，终生征战，战绩恢宏。征战朝鲜，若阿敏与杜度久占不归，或拥兵自重，则八旗主力必将分裂，其后果必将造成后金、朝鲜以及清史之历史改写。他们这一家族在清初开国史上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