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承涛先生所编此本《后金杜度家族人物史略及其直承后裔谱志》，是就其族内自爱新觉罗·褚英特别是杜度以降，整个家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记载与人物生平事迹传稿。志稿以家族世袭爵位的各位先辈为主轴，旁及相关者，讲述近三百年间家与国之历史、一族内之变迁，钩稽沉隐，搜集靡遗，且每加以辨析及案断。金先生之所撰写此部志稿，为感喟过去清史中多忽略或有意掩盖其先祖褚英是建州女真的“三统帅”（按为努尔哈赤、舒尔哈齐、褚英）之一，曾长期参与统军和执政，不是如清史所述仅仅代父理政数十天而已；亦对向来清史撰写者或研究者凭臆断妄言褚英死后除爵、收没财产深表不以为然，因他们家族实际上不但保有封号、爵位，遗族还继续领有包衣佐领。此点光绪三十三年《宗人府第一次统计表》之第四表《宗室奉恩镇国公、辅国公爵秩衔名统计表》所列，亦可作为明证，“奉恩辅国公广寿”之名赫然在焉。以他们这一支在整部清史上的特殊地位，此部志稿不光可补正《清史稿》《清史列传》之不足，亦可与《玉牒》《满文老档》《八旗通志》等皇清资料相参酌，史料性与价值性俱在。
如章学诚谓：“史如日月，志乘如灯。灯者，所以补日月所不及也。故方志之于人物，但当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方为有功纪载。如史传人物本已昭如日月，志乘又为之传，岂其人身依日月而犹借光于灯火耶？”（参见吴兴刘氏嘉业堂刊《章氏遗书》之《修湖北通志驳陈熷议》）话虽如此，亦不必竟然。以金先生他们这一支的一世祖、创建镶白旗的多罗安平贝勒杜度为例。杜度在大清开国史上功勋卓著，是清入关前建功至伟的几位骁将之一，征多罗特部、征察哈尔、征朝鲜、征明，无役不与；松山之役，重创洪承畴，他是最高
指挥者之一，功劳仅在多尔衮之下。《清史稿》卷二一六“列传三·诸王二”，及《清史列传》卷三“宗室王公传三”，皆有《杜度传》。然这些传记多本乎沈阳崇谟阁藏本《满文老档》（为金梁于1918—1929间雇人所译）。而崇谟阁藏本，是乾隆四十三年之重缮本，世称“小黄绫本”。重缮时因档册原件年久糟旧，字迹漫漶，缮写人员于杜度事迹不熟，抄录时不时误将杜度本事当作老满文字型极为近似且彼时大家耳熟能详的裕亲王多铎。故不光《清史稿》《清史列传》，包括《满文老档》，凡提及杜度处，张冠李戴，所在多多。如杜度为天命朝的八旗旗主之一，多铎也在天命后期被努尔哈赤或皇太极任命为旗主，弄清他们各自的史事，意义甚大。再如尼堪与杜度之关系及尼堪本事，金先生此志稿均能结合《玉牒》，辨正前人所说之误，以正视听，所涉者小，所关者大。
再如《东华录》及《清实录》中记康熙帝曾言“褚英后裔有为其先祖复仇之意”，金先生在写给笔者的一封信中曾说：“康熙朝杜度后裔人才辈出，陆续担任满蒙八旗都统的有四人，其中杜度之孙苏努曾任盛京将军八年，任镶红旗满洲都统长达四十四年，他的儿子勒什亨、舒尔臣亦受到康熙帝呵护提升，勒什亨任宫廷侍卫内大臣并身兼数职。曾孙普奇曾同时身兼正红旗满洲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二职。康熙晚年又任命杜度曾孙阿布兰为镶蓝旗满洲都统。在康熙朝进入宗人府任宗正、宗人的有准达、苏努、阿布兰。这些任职几乎贯穿了康熙朝主要过程，可以肯定地说康熙帝对于这一支宗族，不但无歧视，而且信赖提携有加。在雍正时期为打击苏努及阿布兰，张廷玉在撰写康熙朝实录中秉承主子意图竟然捏造康熙曾说‘褚英后裔有为其先祖复仇之意’。此话显然与康熙帝多年的实际作为不符。雍正本人也擢用杜度曾孙普泰为吏部左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参与议政。普泰连续任职至乾隆元年，转任兵部侍郎。此‘复仇说’在民国初年竟被清史学家孟森囫囵引用，误导后人。”所涉诸史事及诸人物，金先生在此本志稿中，均有很好的辩正，细心的读者可参酌。
再如志稿中记其祖德裕公云：“宣统二年（1910）九月奉旨临危授命任盛京副都统，并充福陵、昭陵守护大臣，兼署金州副都统。代表清政府军方与日军代表乃木大将谈判。要求日方按照1895年11月8日中日签订的《交收辽南条约》各款执行，日军应由辽东各地撤出，坚持收回金州（大连）主权。他在各任职期中着力支持改革维新，预备行宪政。亦曾被推举为奉天各地满蒙汉八旗、内务府、宗室觉罗总代表上奏政军意见。”这些都是过去近代史研究忽略不察，地方史研究亦未曾道及者。《奉天通志》卷一九三有〈德裕传〉，说德裕公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后金龙兴故都辽阳城守尉时，讲求新政，“创八旗学堂、八旗铁工厂、讲演所”，可见是位胸有抱负、思想能跟得上时代的爱新觉罗宗室。诸事虽小，而所关涉者大，均可补官家正史之阙、地方志乘之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