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处〈杜度传〉多本乎沈阳崇谟阁藏本《满文老档》。崇谟阁藏本是乾隆四十三年之重缮本，重缮时因档册原件年久糟旧，字迹漫漶，缮写人员于杜度事迹不熟，抄录时不时误将杜度本事当作老满文字型极为近似且彼时大家耳熟能详的裕亲王多铎。故不光《清史稿》《清史列传》，包括《满文老档》，凡提及杜度处，张冠李戴，所在多多。
九十岁高龄远在广州的金承涛先生，以数年之力，编成其族《后金杜度家族人物史略及其直承后裔谱志》，嘱余在最末说几句话。以区区曾襄助金先生编纂是稿，几次得睹全文，见证是稿编纂经过，自是责无旁贷。但自何角度谈，不免踌躇良久。现就读此谱志之感触，从谱志体例与历史书写、家族史研究中之大历史视野及文化与家族传承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感想。
“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録。”这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的话。纵观古今中外，族谱（genealogy）始终是人类以血缘为核心的亲缘关系投影。作为族谱核心和基本内容的“世系认同”（lineage identity），是人类为求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伦理法则之一，古今同理，中外等义。中国之谱牒学，最远可追溯至《世本》，然普遍认为，自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和《五帝本纪》开始，方开创后世族谱修撰和姓氏研究之先河。之后历经东汉，迭经魏晋南北朝，一直至隋唐，随门阀政治，莫与之盛。朝廷亦特设专门之机构谱局，凡涉及朝廷征辟及人事铨选，必先稽考其谱籍。如郑樵《通志·氏族略》即谓：“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
唐以后，随着门阀世族瓦解，特别是科举取士逐步定型以来，朝廷用人，开始侧重考试，重策论而轻门庭，从而引发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深刻的“裂变”，此即世之谓“唐宋变革”，影响方方面面。而修撰谱牒，亦由朝廷掌管，转向民间私修，世风丕变。如欧阳修所作《欧阳氏谱图》，苏洵所撰《苏氏族谱》，被后世公认为编纂族谱的范本，亦奠定后世民间修谱的基本格局。至明清及近代，几乎是“家家问谱牒，身身重乡贯”。
宋以来的谱牒修撰，均以族为单位，强调以“尊祖、敬宗、收族”为其主要内容，重在“敬先睦族，无贵贱一，昌大门闾，光前裕后”。如上海图书馆藏宣统二年版《安徽建德县纸坑山周氏宗谱》，卷前周馥《续修宗谱序》即云：“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道在敬先睦族，无贵贱一也。”其他则为序亲疏、敦人伦、别婚姻、厚风俗、禁止子弟不端等。总结而言，其主要功用即是“显扬祖德，教诫子孙”，要使：（一）其族源、族祠有牒谱可考，（二）族内先代忠义节孝、懿德善行之可纪，（三）后嗣子孙毋忘祖宗创构之艰、天道报应之理，而益励其操修，以永永无坠焉可已。此一方面，固然是为家族昌盛久安之计；另一层面，亦是社会、家族一体，属于旧时整个社会纲纪体系、等级制度、伦理观念、社会阶层升降的一个核心环节，以辅正教。族谱修撰的背后是整个家族，是整个家族在社会及朝廷的位置。罗泰（Lotharvon Falkenhausen）教授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年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谈及早期中国（书中主要论列西周至战国时期）氏族、列鼎制度时，亦曾点明祖先墓葬是所属整个家族在社会及朝廷地位的反映。祖先仪型乡国，范式后世，而后起子弟，亦须知进退廉耻、忠孝道义，彬彬然头角峥嵘，如此方可“人文蔚起，服畴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