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重人间、重俗世的精神，即“俗世人文主义”
一些世界文明史家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而中国这个时代的文明，不同于希腊与以色列的“轴心突破”,即所谓是属于“外向超越”型;外向超越即寻求一个现实之上之外更高的存在，来作为真实人生与社会的理想形态；中国古代“突破”所带来的“超越”与希腊和以色列恰恰相反,可以更明确地界说为“内向超越”(inwardtranscendence)，内向超越的另一个表达即不依靠神或上帝的拯救，不依靠另一个更高的理想型来指导现实生活，而就是在日常真实生活之中，来实现人的完善与人生的幸福。这当然是一种人文主义，更强调地说，这正是一种重视世俗人生的人文主义。
这里要纠正一个五四新文化以来的误解。顾颉刚闻一多他们，把秦汉的方士求神仙的事情，完全误解了，他们以为中国上古的神仙家，是追求死后成仙的世界（《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神仙考》。其实，我们从《汉书艺文志》可以知道，神仙家关注的完全不是有关死后的世界，而是有关如何好好地活着的各种身心修行实践，是做一个“活神仙”，神仙乃古医学（《汉书艺文志》之《方技略·神仙》汉代医家李柱国校），神仙学包括诸如服饵、养气、炼丹、导引、按摩等实践（参见王叔岷《列仙传校笺》、王尔敏《秦汉时期神仙学术之形成》）。这个例子表明，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佛禅，无论是上层还是民间，中国的文化精神是看重现世人的幸福，而不是将幸福寄托于来世。
我们今天读几千年前的诗三百，真的可以感觉到它是日常生活的文学，日常生活的事情，平凡而单纯，恋爱、结婚、生子、想家、服苦役的哀伤，父子之情、母子之情、手足之情、夫妇之情、朋友之情，无不应有尽有，唯独没有古希腊神话中的人与神的感情，人生、人性、人情，是《诗经》的灵魂，是中国诗与中国文化的母胎。全幅肯定人的现世性，看重此生此世的幸福，是《诗经》的基调。
如果说，西方诗歌与文学的源头是《圣经》，那么，中国文学的源头就是《诗经》。《诗经》的精神气质，就是中国文学的精神气质。
记得我还是小的时候，念《诗经》里的“桃之夭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比喻一个女孩子的美丽，跟我一起玩的女孩子，我心里觉得她们，永远是桃花一样地好看。后来我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诗经》里的《桃夭》这首诗，讲到后面还有桃叶、桃子、开花、茂盛、结果实，比喻女孩子不止是好看，还要结婚、成家，生孩子。回忆当小孩子时的心情，没有那么多事情。一个像桃花一样的女孩子，这就够了。可是有一天我给学生讲课，却一下子懂得了，原来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她咏唱的美好人生，是这样的一种完整真实的人生。如果一个女孩子，只是给人家看着像一朵桃花那样的好看而已，而不会结婚，不能嫁一个好人家，也不生小孩子，那么，是没有什么真实的美，或者说她拥有的是不完美的人生。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间性。所以，我讲《诗经》，要从《王风》的《君子于役》讲起，就是这个人间性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