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的“春运”时间。掐着日子,选择火车、飞机还是自驾……归心似箭。
箭脱弦而出的速度,大约在每秒50米,折合为时速180公里,在今天中国的高铁中,复兴号时速350公里,和谐号300公里,已远远超过了箭的速度。
如果还原古人的“春运”,我们会发现,正是在古人慢悠悠的回乡路途中,沉甸甸的乡愁积攒而成的年味,才如此刻骨铭心。
一
从北京到江苏宜兴,1100多公里,在今天,自驾的话,大约12小时,乘高铁,只需5个半小时,最快是坐飞机,北京飞南京,不到两小时,出机场再坐大巴,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但是520年前,一个宜兴人从京城回乡过年,足足走了差不多一个月:1498年,大明王朝弘治十一年,这年腊月,成功请辞告老还乡的一代贤相徐溥,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从腊月初启程,腊月二十七,才回到家里。后来他给同僚李东阳写信感叹说:这一路折腾得啊,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这一年,徐溥已经71岁了。
在徐溥那个年代,从北京到宜兴,最佳路线是乘船走京杭大运河。徐溥当过“四朝宰相”,回乡路上享受的待遇不一样,仍然累成这个样子,可见其他归乡人在漫漫长路上遭遇的劳苦了。
或许,今天春运路上还有朋友对“堵车”“抢票”发慨叹,但是放在古代,那才真叫难。一部古今春运史,背后是中国交通变迁史。
可以说,古代交通状况,决定了古代春运的半径、规模与质量。
中国古代交通的大发展,是从秦朝开始的,到汉朝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秦朝对中国交通的意义,在于秦始皇推出的“车同轨”。著名学者白寿彝在《中国交通史》一书中写道:“‘车同轨’,实在充分表现了秦汉交通之大一统的新精神。它在字面上,虽只是要各处车辙的度数相等,各轮间的距离划一；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这时的车辆已可畅行中国各处,这时的交通情形已需要车辙和车轮度数的划一了；如果车辙和车轮的度数不能划一,一辆车子便不能畅行各处,便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了。”
秦汉之前,交通是很落后的。遥想当年,孔子坐在缓慢前行的牛车上,奔波于各个诸侯国之间,在今人眼里,是典型的慢镜头,辘辘的木车声中,时间似乎停滞。这是老子喜欢的境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秦始皇不喜欢,统一六国之后,他将发展交通作为国家行政的主要任务之一,陆路交通得以快速发展,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车同轨”制度外,他还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东至燕齐,南至吴楚,西达临洮,北达河塞,全程共八千九百多公里的“驰道”。
“驰道”,算是当时的高速公路了。《中国交通史》上说,驰道所采的路线,都是按最近的距离规定的,没有什么迂回曲折的地方,所以又叫“道”。驰道的建设,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路线之长,宽度之阔,取道之近,建筑之坚实侈丽,“真是一个前古无匹的大工程”。试想想,如果在孔子的时代有了驰道,他老人家周游列国的时间,也不会有14年之漫长了。
汉代交通又达到一个新高度,褒斜道连通了长安与巴蜀,夜郎道延伸到云贵高原的莽莽群山之中。最有名的,当属连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开拓。这条路,让汉朝时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焕然一新。
从中国历史的规律来看,大一统时代,交通就能获得长足进步:隋唐时,运河建设卓有成效,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唐代还修建了石门道,将川滇和中原连接起来；宋元明清时期,交通建设也越来越多样化,陆海交通均获得长足发展,比如有堪称伟大的“郑和下西洋”,到了清朝,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也依托当时先进的交通,鼎盛一时。
但是,从一个大的时间跨度来观察中国古代的交通,人在路上,始终是艰难的。到了晚清,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国,在引进铁路、轮船和汽车之前,道路状况与交通方式,千年来并无质的飞跃。“行路难”,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当时漂在外地的人,要想回乡过年,往往需要提前一两个月动身,才能赶得上在迎接新岁的爆竹声中,回到温暖的家。
1053年7月,时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的欧阳修,护送母亲灵柩南下祖籍地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归葬,这年冬天,再返回颍州过春节。在今天,从阜阳到永丰,不到1000公里,开车也就9小时,但当年欧阳修在路上就来回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他感叹说:“水往陆还,奔驰劳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