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宋朝治军特点的影响与得失
宋朝治军特点的产生，是伴随立国以来朝政发展形势所形成的。在两次北伐辽朝失败后，在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宋太宗统治集团放弃了“大一统”帝国的追求，转而以稳定内部秩序为施政主轴，以文治建设成就为主要目标，由此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和价值观（参见陈峰等：《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与之相辅相成，宋朝军队的定位与宗旨演化为维持域内统治和对外防御，主要职责是镇压内乱，而非与塞外强敌争锋，边防战略遂定型于保守防御。正因为如此，其治军特点转向严控，而不在于发挥效能。就宋朝治军特点的实际影响而言，显然具有鲜明的“双刃剑”效果：一方面满足了内政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制约了边防能力的提升，可谓得失兼有。从正面成效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这种特点有利于牢固控制兵权，有效地抑制了地方割据、武夫干政乃至兵变夺权因素的发酵，从而维持了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如北宋人已指出：“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之故。”（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
其二，极大地压制了军功集团与武将势力，巩固了文官士大夫的主体地位和权威，从而确保内政路线的长期不变。在此局面下，相较于以往王朝，宋朝帝王受到士大夫群体的约束较多，大都难以达到肆意暴虐的地步，特别是不敢任意杀戮官员，这就有助于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
其三，遏制了穷兵黩武现象的发生，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减少了因内战而对民众造成的破坏影响，有利于经济社会、文教科技的持续发展。两宋三百余年间，内战相对较少是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宋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域内稳定环境，有助于各项建设的展开和百姓安居乐业。
就消极后果而言，管控过严、过细的治军特点，直接影响到宋代军队效能的正常发挥，其表现主要也有以下三点：
其一，将帅处处受到掣肘，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就无法进行积极、灵活的运动战，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如北宋前期官员已指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卷44）
其二，军事将领能力弱化，两宋军中可谓庸将多而良将少。典型者如宋太宗朝曹彬、潘美等将帅在北伐中的消极表现，宋真宗朝河北大帅傅潜的“畏懦无方略”（《宋史》卷279《傅潜传》）。宋仁宗朝众多将领更表现得庸碌无为（参见陈峰：《北宋武将素质的整体考察》，《文史哲》2001年第1期），以后的情形也大体类似。而像狄青、岳飞及余玠等名将，不仅凤毛麟角，且大都遭受猜忌、排挤，难以善终。
其三，这种治军特点落实到边防上，则造成宋军丧失如汉唐军队长驱出塞作战的能力，只能固守消极防御作战，被动应对、挨打。如宋人所指出：“及乎贼众南驰，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是汉家郡县，据坚壁，囚天兵，待敌寇之至也。所以犬羊丑类，莞然自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这就使两宋难以有效抵御北方游牧政权军队的进攻，从而导致边防长期陷于困境，最终先后亡于边患。
反观以往历史上，秦、汉、隋、唐等中央王朝因崇尚“大一统”观念，故施政具有文武并重、内外兼治的倾向，军事征伐成为重要的统治手段，军队扮演着对外积极防御，乃至于开疆拓土的重任。于是，为防范兵权失控而要求将领服从皇权，固然依旧是治军的要害，但却并未成为僵化的教条，更不会过度用制衡手段束缚将帅的手脚。也就是说，这些大一统王朝的治军特点是注重实效与军力发挥。当然，历史都有两面性，在宋代以前的历史上，当统治者穷兵黩武之时，连年战争也给民众带来不尽的灾难，汉代乐府诗《战城南》、曹操《蒿里行》及杜甫《兵车行》之类的诗，就揭露了兵燹战乱的无穷危害。
其实，吕祖谦所感叹的“武备不振”，主要是指边防困境的问题，而若从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宋朝域内统治的长期稳定，也离不开军队发挥的作用，即如南宋人所总结：“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1《序论》）归根结底还在于宋朝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以往，因此形成的治军特点可谓得失兼有。不过，宋朝留下的历史经验教训依然深刻，为后世留下了醒目的覆辙。
（作者：陈峰，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代治军理念与朝政关系研究”〔18AZS009〕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