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宋朝历史，文盛武衰可谓其突出的时代特征，如南宋学者吕祖谦评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史》卷434《吕祖谦传》）在中国历史上，宋代虽然经济、文教空前昌盛，并且域内的统治秩序也相对稳定，但与此同时，其在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中却出现长期被动挨打局面，北宋、南宋先后都亡于边患。这种呈现显著反差景象的格局，亦如元代史家所评说：“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宋史》卷493《蛮夷—·序》）而若对其成因细加考察的话，不难发现宋朝的治军特点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值得深究。
1.宋朝的过度制衡原则与治军特点
众所周知，脱胎于五代兵变建国的宋朝，为了重建国家秩序并维护统治稳定，充分汲取以往多年军阀战乱、皇权沦落的教训，厉行强化中央集权。为此，宋朝在制度设计上刻意推行分权制衡的原则，力求防患于未然，宋人即称“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如对最高中枢机关实行分割，以宰相掌管最高行政机关的中书（后改称三省），由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负责最高军务的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宋史》卷162《职官二》），互相牵制。与此同时，宰相与枢密使通常各设二名，其下又分别设置多位副职，使参与决策的宰执大臣扩大至十人左右，就此抑制了臣僚专权局面的出现；再如对于较为重要的中央机构，多重叠设置，在地方大区的路级建制分立多个平级机构，互不统属，在州郡一级则特设通判一职，与知州并列等等，以彼此掣肘分权；又如实行官职与差遣分离的制度，将原本大多数官职虚化，仅保留其不同官阶与俸禄的标志，而使用差遣的方式委派官员掌管各级机构的事权，史称：“诸司互以他官领之，虽有正官，非别受诏亦不领本司之务。”（《宋史》卷169《职官九》）“六部名存实亡，诸司纪统不正。”（吕乔年：《丽泽论说集录》卷9《门人所记杂说一》）实行这种名实脱节的规制，显然有利于随意调动人事，使官员难以久留其位，也就难以坐大势力。还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宋朝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监察系统的功能，对百官队伍进行监督、约束，即使高官大臣也往往有所忌惮，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显得非常突出。如北宋中后期御史刘挚所说：祖宗以来，大臣若触犯公议，一有台谏弹劾，则无人能安其位而不去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诸如此类分权制衡原则的表现，在宋朝不一而足。
宋朝制度设置上普遍存在的制衡原则，在军事系统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可谓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概括而言，其主要内容有：其一，对最高军事决策权的切割。在宋朝大多数时期，朝廷凡遇军事决策，一般由中书、枢密院大臣分别提出建议，最终由皇帝裁决，所谓“每朝奏事，（枢密院）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祖宗亦赖此以闻异同，用分宰相之权”（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这种军事决策上的制衡原则，意在防止权臣染指军权，这一状态到南宋后期才发生变化。其二，将调兵与统军权分立。枢密院有调兵权，却不掌管军队，如北宋统军权归禁军三衙机构，南宋初统军权归御营司，以后则由大战区的都统制司、制置司、宣抚司等统管，从而构成调兵与统军权之间的制衡。如宋人指出：“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其三，使统军权趋于分散。宋初，军队由殿前司、侍卫亲军司两大统帅机构分管，其正副帅职位高权重。随后，宋廷先将以上正副职架空，继而将侍卫司下的马军、步军司分立，与殿前司形成“三衙”鼎立格局，使统军权进一步分散。其四，用监军掣肘将帅。宋朝凡出征作战，主帅之外必设监军，监军官位虽不算高，但却有监督之权。北宋中后期，宦官还参与监军甚至领兵，进一步牵制将帅行动。另外，军中又有走马承受公事一职，多由宦官担任，“以察守将不法为职”（《宋史》卷467《宦者二》）。其五，文武相制。宋太宗朝开始在枢密院中兼用文武，以互相牵制，北宋中叶以后，则进一步以文臣取代武官（陈峰：《从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看北宋“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同时，宋仁宗朝以后，“以文驭武”方针盛行，文臣不仅主导枢密院决策，也掌控各地军事指挥权，如宋人所说：“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刘挚：《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宋朝诸臣奏议》卷65《百官门》）南宋时期也大致如此，文官大臣往往出任重要战区的统帅，宋高宗朝还规定：“每路文臣为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总一路兵政，许便宜行事，武臣副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此外，在军队部署上，宋朝长期实行“内外相制”规则，即：将大约半数军队驻守于京畿，其余分布于外地，以互相制衡，“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7）。又常将各地驻军换防，并调换主官，使将帅“不得专其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3《兵考五》）。
由上可见，宋朝在国家制度设计中，贯彻制衡的原则，以防范尾大不掉局面的产生。其中围绕兵权所推行的制衡原则，又尤为突出，就此形成了管控过度与过细的鲜明治军特点。如宋太宗选拔将领的标准，即重视其是否具有“循谨”的特点：“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宋真宗又对此进一步细化，其御制武臣“敕七条”规定的内容，要害在于修身、守职及所谓威严三项，强调武将应有循谨、本分和管束部属的能力，却无一条涉及果敢用兵等要求（曹彦约：《经幄管见》卷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