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分唐宋，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就指出过：“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面对唐诗这座巨峰，宋人的压力是空前的，因为“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杨万里《黄御史集序》）。
宋人对唐诗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想尽力摆脱唐人影响，构建起新的诗歌模式；另一方面，又在被动甚至主动接受唐诗影响，在唐诗中寻找创作源泉和灵感，甚至寻找诗歌革新的依据或动力。从“宋初三体”的盛行，到“江西诗派”一统天下，再到南宋中后期“永嘉四灵”复兴“唐诗”，宋诗发展的每一重要阶段，基本都有唐人的影子。“晚唐体”是宋诗发展过程中，最能体现宋人这种矛盾心态的诗歌流派，同时也是“江西诗派”之外，宋代成就和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因此，“晚唐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晚唐体”是宋代诗坛的独特存在，研究“晚唐体”，不光需追溯宋诗形成、发展乃至革新的历史轨迹，也需剖析宋人接受唐诗的不同态度和方式。“晚唐体”盛行于宋初与南宋中晚期，但其在诗坛的历史使命和宋人所呈现的态度则前后不同。宋初“晚唐体”的盛行是历史惯性，是晚唐五代风气在宋代的自然延续，宋初“晚唐体”诗人“九僧”与寇准、钱惟演、宋白、陈充等当时诗坛、政坛的重要人物和士大夫阶层都有广泛的交往和诗歌酬唱活动。
南宋“晚唐体”是在“江西派”与理学诗统治诗坛，而“江西派”陷于“杂博者堆对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困境之时，在叶适支持下，由“永嘉四灵”的倡导和实践而逐步为诗坛所接受，尤其在“江湖诗人”中产生较大影响，“蛩鸣竞起为唐体，牛耳谁堪主夏盟”（刘克庄《题永福黄生行卷》）。与宋初“晚唐体”顺应诗坛历史惯性不同，南宋“晚唐体”的历史使命是革新“宋诗”，救治诗坛弊病。因此，南宋人对“晚唐体”的态度因其诗学立场而有所不同，“江西派”多极力反对，方回的批评尤甚，如其《送柯德阳如新城序》云：“至于嘉定以来，四灵、刘潜夫之诗，仅如姚合、许浑，则尤非求道之所尚。世虽无之，可也。”（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一）“江湖诗人”则多持欢迎态度，如沈说、施枢、斯植、俞桂等，“笔粘春雾重，诗带晚唐清”（斯植《寄彭泽后人》）；“拈来唐句法，玄入小乘禅”（俞桂《次孙花翁韵》）；“戴了凉巾披野服，桂花香里看唐诗”（俞桂《偶成》）。也有一些不创作“晚唐体”的诗人，认同“晚唐体”诗歌理念和风格，如叶茵、薛嵎、徐集孙等，“四灵诗体变江西，玉笥峰青首入题”（薛嵎《徐太古主清江簿》）；“晚唐吟派续于谁，一脉才昌复已而”（徐集孙《赵紫芝墓》）。亦有对“晚唐体”诗歌理念持矛盾心态者，如戴复古，其创作深受“晚唐体”影响，其诗多为“晚唐体”，对“晚唐体”诗人评价也较高，如《谢东粹包宏父三首癸卯夏》云：“风骚凡几变，晚唐诸子出。”《哭赵紫芝》云：“东晋时人物，晚唐家数诗。瘦因吟思苦，穷为宦情痴。”但他又赞赏戴昺“不学晚唐体，曾闻大雅音”（戴复古《侄孙昺以东野农歌一编来…》）之举。可见，“晚唐体”既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宋诗”形成、发展的基础与变革推手，研究“晚唐体”实际就是研究整个宋代诗歌发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