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摇篮——
抗战时期海外华侨救济难童汇款票据
在华侨博物院选送参加“八闽军旗红——福建省纪念建军90周年革命文物联展”的藏品中，有两张与蒋宋美玲有关的救济难童汇款票据。它们背后的故事揭开了抗战时期海内外中华民族儿女风雨同舟的历史。
1939年越南迪石华侨救灾慈善会救济难童汇款票据
抗战期间，马来亚爱国侨团发动侨校学生义卖冰淇淋雪水，为祖国难民筹款
文物简介
这两件文物，一张是1939年4月25日越南迪石华侨救灾慈善会通过西贡东亚银行转汇至重庆中国银行的222.28美元救济难童汇款票据，长21厘米，宽13.5厘米；一张是1944年12月18日东非罗埠华侨参加的同盟国义卖筹款会中国部委员会通过孟买中国银行转汇至重庆中国银行的3254.13卢比救济难童汇款票据，长21.2厘米，宽10.8厘米。票据质地为纸质，内容为英文印刷，以中文铅字填写汇款信息，接收人为蒋宋美龄，款项用途为难童救济，正面有中国银行和经办人的红色印章。
这两张汇款票据是抗日战争时期，越南迪石华侨和葡属东非罗连士麦埠华侨响应宋美龄救济难童号召，通过慈善会、义卖会形式集资捐款救国，远隔重洋汇至当时的陪都重庆。2012年3月，华侨博物院从重庆收藏家张永宏手中征集到一批包含这两张票据在内的各类海外华侨抗战救济汇款票据，揭开了这段中华民族儿女风雨同舟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侵略中国，旅外侨胞同仇敌忾，奋起抗日。）
1937年的卢沟桥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全面抗战随之爆发。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日机每天的狂轰滥炸和日军的残忍屠杀，无数家庭毁于战火之中。中国儿童大量流离失所，食不果腹，有的甚至被日军抓去接收奴化教育，难童的数量竟占到了难民数量的三分之一。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难童是“国家的活力、民族的元气”即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救救孩子”也成为广泛的呼声，从政府到社会，官方和民间的机构迅速开始了大规模的难童救济教养工作。
鉴于当时国共合作形势下各种政治潮流错综复杂，也为了提高影响力并更好地获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在邓颖超等人的邀请下，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出面主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而她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妇女慰劳会）和“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妇指会）组织妇女节积极参与难童救助教养工作，为抗战期间的妇女救亡运动和难童救助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以后，除了抢救难童外，最大的难题是筹集经费，维持难童的基本生活。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宋美龄于1938年4月发表了《谨为难童请命》一文，在请求政府补助的同时，大力号召全国各界人士为难童捐助经费。
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募捐工作很快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不仅获得国内同胞的支持，海外华侨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其实，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遍布世界各大洲各地区的海外华侨就已在当地华社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全欧华侨抗联会”等洲际侨团为核心，在全世界总共建立了筹赈会、慈善会、商会、妇女救国会等3940多个华侨抗日爱国团体，共赴国难。
（南侨总会成立大会会场）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8年10月10日南洋45个城市代表在新加坡召开并成立的“南侨总会”，会上制定了抗战救国三大任务：
（1）研究筹赈方法
（2）筹款救济祖国难民，集资发展祖国实业
（3）劝募公债及推销国货。
这些指导意见被地华侨领袖带回当地贯彻，侨汇、华侨捐款、购买国债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成为救济难童的重要资金支持。
这些救亡团体和数以千计的各类华侨社团，领导和团结海外千百万的侨胞，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组成广泛的抗日爱国统一战线，毁家纾难，急祖国之所难，千方百计为祖国抗战募集资金，真正做到“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通过举办特别捐、常月捐、劳军捐、娱乐捐等数十种募捐方式，开展义卖、义演、献金、救济、节约等运动，在开展抗日宣传、呼吁团结、反对分裂、劝募救国公债、募集捐款捐物、组织广大侨胞参军参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支持祖国抗战的强大后盾。
（中国妇女慰劳会菲律宾分会赶制救伤袋支援抗战）
（抗战期间，马来亚爱国侨团发动侨校学生义卖冰淇淋雪水，为祖国难民筹款）
正是在国内外同胞共同的努力下，战时儿童保育会和其他难童救济团体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历经八年的艰辛历程，挽救了20万的难童，使中华民族后继有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光荏苒，票据已经发黄，字迹业已模糊，那段饱含枪炮轰鸣、撕心啼哭的中华民族血泪史似乎渐渐远去，但抚摸这薄薄的一片纸，却依然能感受半个多世纪前中华民族儿女万众一心抗战救国的热血激昂和拳拳深情。而我们也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