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
前段时间，朱军因为在《音乐大师课》中的一句话遭到女权主义者迎头痛击。朱军说：“我们有句老话，’一个好女人，幸福三代人’，这个不是没有道理。你看女人一生的角色，她是女儿，她是妻子，她是母亲，上要孝敬父母，中要侍候丈夫，往下要照顾儿女……“其中“侍候”这个词让许多女性听着很不舒服。但如果仅说这一句，可能还不足以引起很大舆论反响，要命的是朱军下面这句话：家务活儿我只做饭，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做完饭之后我坚决不洗碗，我真的觉得，那些应该是女人做的。
朱军愿意做饭，但不愿意洗碗，原因不详。但从很多网友的评论来看，不论男女，不喜欢洗碗的原因在具体的情况中是不一样的。譬如，有的网友提到不喜欢洗碗是因为不喜欢油腻的东西。而有的网友认为洗碗是娘娘腔，是男性气质的削弱，因此应该由女性承担。
那洗碗应该是女人做的吗？不论媒体是否有断章取义之嫌，朱军的这句表达显然非常欠妥。我想朱军这句话引起诸多女权主义者如此大的反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家务劳动长期以来被视为已婚女性的职责。
在《记忆的性别》里，美国历史学家贺萧提到，帝制时代女性的劳动是被国家承认的，被认为是社会秩序和国家运作的基石。到了20世纪，改革家和革命者们意识到要把女性从家庭的藩篱中解脱出来，他们更关注女性离开家庭后会发生什么，她们应该参与什么样的公共领域的政治经济活动，等等。但在集体化时期，农村家庭不断扩大，妇女要在田里挣工分，家务劳动变得越来越繁重，但与此同时得到的关注却越来越少。1949年后的集体化时期，发生在家庭中的劳动不被称为劳动，而是称为“家务活”。家务劳动或更宽泛地说社会再生产往往是不可见的、无偿的。
在书中，贺萧质疑了毛时代的标语“现在时代变了,男同志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这句话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说“女同志做到的，男同志也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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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言论一出，许多讨论都集中在女人要不要洗碗、男人该不该洗碗，其实洗碗本身并不是本质的问题，本质性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婚内的家务劳动，如朱军所说“因为性别的不同，社会的分工也会不同，如果我们把这个混淆为妇女解放不解放的问题，那我们就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一直以来的事实确实如此。我们要明确承认，家务活本身和职场的工作一样，也是一种劳动，区别在于前者是无偿的。朱军的话显然刺痛了许多职业女性，她们一方面在外承担着工作的压力，而回到家后，她们还要承担大量家务劳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女性应该洗碗，无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但是，我注意到，在批评朱军的言论中，某些女性主义的观点中，隐约透露出一种傲慢，这种傲慢在于，在她们看来，那些甘愿包干家务劳动或全职做家务的太太是不足取的。譬如，在题为《我就是那个不想洗碗的女朋友，有问题吗？》的最后，作家李舒写道：如果结婚非要“洗碗”，那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
在某些女权主义者心中，全职做家务的女性是为她们所不屑的，她们觉得这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甚至有的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进入婚姻便是与女权理念背道而驰。譬如，我就看到一位女权主义大佬带着优越感自述：我这么进步先进的女人怎么会进入婚姻呢？言下之意那些相夫教子的家庭女性太没出息。问题在于，家庭妇女就一定比有强大事业心的女强人、女权主义者们更低级吗？为什么做家务的主妇就一定很不女权？职场劳动就一定比家务劳动更高等吗？
在这类女权话语里，你可以感受到，她们其实对“女性应该如何”有一套自诩正确的价值观，这和“洗碗这些事情就该女人来做”的观点，其实逻辑上是一致的。后者往往被称为“直男癌”，而前者往往被称为“直女癌”，所谓的“中华田园女权主义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女性群体当中的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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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舆论大战中，对朱军大肆挞伐的女权主义者没有弄清楚的一点是，她们代表的是谁的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是不是可以将整个社会中的女性一手囊括？为什么很多女性自己并不买女权主义的账？答案很简单，因为很多女性其实不在这一套女权论述之内。
前段时间，赵雷的那首《三十岁的女人》引起很多争议，很多人认为歌词物化女性，仿佛爱情和婚姻是女性最后的救赎，是一首不折不扣的“直男癌”之歌。
然而，有一些年过三十经济足够独立、也从未想要将自身委身于婚姻的女性认为这是“直男癌”，从她的立场，这么认为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不是所有女性都这么想，不是所有女性都认为女人过了三十还没嫁出去照样活得坦坦荡荡潇潇洒洒。相反，有许多女性年过三十，漂流异乡，也的确会感到脆弱，想要一个臂膀，想要家庭的港湾，这不是什么缺乏女权思维的表现，而是很现实的考量。即便对婚姻看得如此通透的人如张爱玲，她也要结婚，因为她这样一个黄种女人在美国生活难以为继。人总有脆弱的时刻，如果一个人脆弱时想要尘埃落定，与人同床共枕，这是不是也无可厚非？当整个社会在教育女性要如何强大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有的女性拥有软弱脆弱的空间？这样的脆弱不值得被赞扬，但也不需要被鄙视。但在一套覆盖一切的女权话语里，这些弱势女性的脆弱不被正视，她们的情绪发泄的空间被剥夺，这是不是这种女权话语的某种负资产？今天过于强势的女权话语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挤压某种脆弱女性得以安放的空间？
主流的女权主义之所以被污名化为“中华田园女权”的另一个原因是，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抹杀了现实情境中的诸多复杂性。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当它强大到成为道德审判的标杆的时候，它一定会遮蔽具体情境中的复杂性。相比于一些女权主义者对朱军不洗碗的批评，我看到许多网友的评论倒更体现出丰富性。譬如，一些网友表示，只要夫妻感情好，不用太计较谁做得多，谁做得少。有很多人觉得洗碗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也有网友说挑食的去做饭，勤快的去洗碗，很简单的事情。也有网友认为男方负责财务，女方负责家务，也是各司其职。在铁板一块的女权主义之外，面对这些日常琐事，网友们有更灵活的处理方式，不一定要上纲上线到女权主义、婚姻中的民主、情欲关系中的公义等框架里。
女权主义在有效地启发广大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也需要思考，性别间的对话与女性权利的保障，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争取相同，而是承认不同。譬如，承认女性与男性生理结构的不同，承认家庭关系中的女性天然要比男性承担怀胎十月的生育成本，思考社会如何弥补女性在无偿家务劳动中所付出的心力。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女性个体间的不同。有人想当女强人，有人想相夫教子，也不该被指责窝在家里没出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女权主义的活法并不天然就具有凌驾于其它活法之上的合法性。
李舒女士表示说如果婚后一定要洗碗，她一定不要结婚，这没有问题，那是李舒女士个人的选择。但她的选择无法替代很多不把婚内洗碗看成拒绝婚姻理由的女性的选择，她无法为这些人代言。
最后，我想说的是，《音乐大师课》所引发的“一个好女人幸福三代人”还是“一个好男人幸福三代人”这类命题，在主流女性主义面前，是不被直接处理的，因为她们会认为“一个人好女人幸福三代人”这样的思考方式简直和那个宣扬女德的丁璇如出一辙，这类问题已经过时了，完全不需要讨论。然而，真的如此吗？只要还存在婚姻，还存在家庭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如何重新定义男人和女人在家庭中的角色这样的这个话题就永远不会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