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金像奖大导演李安的电影题材丰富：古今中外、现实科幻、武侠谍战，样样都有。不过他的很多电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情节都是基于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里的道德规范展开。即使是看似最不相关、处处刀光剑影的《卧虎藏龙》也不例外。电影里的俞秀莲早年和李慕白的师兄孟思昭立有婚约。后来孟思昭在一场打斗中为了救李慕白，被仇人杀了。再往后，虽然李慕白和俞秀莲渐生情愫，但是两个人都不敢挑明。对于李慕白来说，师兄为救自己而死，自己若再娶师兄的未婚妻，绝非侠义所为。而按俞秀莲对官家千金玉娇龙的话来说，“我虽然不是出身于你们这样的官宦人家，可是一个女人一生该服从的道德和礼教并不少于你们。” 这样的压抑情感，在现代人看起来大可不必，甚至连当时的玉娇龙都看不下去，在电影里顶了一句：“可是你和李慕白谁也没有错，爱就爱了呗。”
一部武侠电影的故事尚且如此基于道德规范展开，李安的其他很多电影就更是如此了。《饮食男女》里，一向传统的老父亲决定再婚；《冰风暴》里，看似一潭死水的小镇上邻里之间互换伴侣；再到《断背山》中，两个牛仔同性相吸。《推手》、《喜宴》、《理智与情感》等等也都如此。
《卧虎藏龙》剧照。
电影故事难免虚构，但是能打动人心的故事多少都有现实的含义。顺着上面说的这些情节，结合现实去思考，我们会发现在现实中，有很多在过去不为大众所接受的行为，随着社会进步而逐渐被人理解和包容；与此同时，一些过去能被人认可的行为，到了今天已经不再为人所接纳。换句话说，一方面，道德规范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社会里，对人的行为有强大的约束力；另一方面，道德规范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改变，并且在不同的社会里也会有不同的具体内容。
关于社会道德规范的研究，在经济学中被归于“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在这一研究领域里，社会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以及传统，被统称为“社会标准”（Social Norm）。这个领域中，有两个分支的文献值得介绍。第一个分支研究的是社会标准的演变。其中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是Foster and Young （1990）。在这篇文章里，他们考虑了这样一个理论模型：有一群人，他们每一期两两配对，然后每个人选择一个行为。他们预先不知道对方的行为，但是都希望两个人最后选择的行为一致。接下来，他们在每一期都有可能碰上不同的人，并且能够基于过往的经历调整自己的行为。文章中证明了，随着时间推进，即使没有任何关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明文规定，整个群体也会逐步调整到最优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心里都明白，并且都遵守的行为规范。
这个理论模型虽然看似简单抽象，但它展示了个体如何不断调整行为，最后形成集体行为规范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集体的行为规范和个体的行为之间存在着正向反馈：个体预期集体的行为规范如此，因此选择服从规范，而当个体都服从规范时，集体的行为规范也就确实与预期一致。基于这样的正向反馈，只有当外生参数的变动足够大时，比如足够大的技术革新，才能打破既有的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这个理论模型在很多现实的课题上得到了应用和验证，包括了医生选择医疗方法的社会标准，农场订立销售合同的行为规范，甚至是一个社会关于胖瘦的审美标准。
“瘦子具有话语权的社会”。
然而，这一分支的研究有美中不足之处。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它直接假设了当个体行为偏离社会规范时每个个体的效用，而没有解释这样的效用从何而来。这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理论文献有相悖之处。因为我们通常假设个体有自己的、独立于集体的效用。说得通俗一些，每个自利的个体，只要自己吃得开心，穿得满意，过得舒服就可以了，“爱就爱了呗”，何必在乎自己的饮食、衣着，以至于择偶是否符合社会标准呢？第二个分支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第二个分支里，值得一提的文章是Cole, Mailath, and Postlewaite (1992)，以下简称（CMP92）。在他们的理论模型里，每一期都有同等数量的男性和女性，他们会两两配对，生儿育女。对于每个人，第一，他或她都希望能找到尽量好的配偶；第二，他们关心自己的消费水平，也希望自己下一代的消费水平尽量高，但是他们并不在乎与自己家庭无关的其他人的消费水平。在CMP92模型的均衡中，排位高的男子和排位高的女子配对。而社会标准，就是决定婚配男女在社会中相对排位的标准。由此产生的一个有趣的结论是：因为每对夫妇都关心自己下一代的消费水平，所以他们自然也关心下一代的婚配。如果社会标准是以财富多少来排位的话，因为父母都希望下一代嫁/娶得好，所以他们会尽量多留财富给下一代，使得下一代在他们同龄人里的排位尽量高。换言之，一个原本自利的、只关心自己及下一代的偏好，衍生出了关心下一代在社会中（即个体在集体中）的相对排位的偏好。
如果社会标准是以财富多少来排位，父母会尽量多留财富给下一代。
CMP92进一步展示了，如果社会标准不以财富多少来排位，而以某种外生给定的“贵族血统”来排位，那么相比起按财富排位的社会标准，在均衡里每一代人传给下一代的财富会减少。因此两种社会标准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原本基本面完全一样的社会，在不同的社会标准下，形成了不同的消费和投资规模，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仔细揣摩起来，我们可以看到CMP92这一分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他们的模型里，一个社会标准一旦形成，就固定不变。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像第一个分支那样灵活地解释为什么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
如果能把这两个分支结合起来，既能从个体的深层次偏好出发，又能展示出社会标准的演变过程，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将会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比如说，在很多东方国家，成年子女和父母同住，赡养父母，往往被认为是孝顺的行为，得到社会认可。而在很多西方国家，成年子女和父母同住，却往往被视为啃老、缺乏自立能力，为人不齿。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社会道德规范，也许有它们深层次的、相同的原因。笔者的一个猜想是，我们可以把它们理解为一个基本面相同的社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了促进全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产生出的不同的社会标准。当一个社会相对贫穷的时候，需要每一代人尽量多的把财富用于投资，传给下一代，因此需要一个鼓励“孝顺”、“赡养”的社会标准来确保每一代人把财富交给下一代之后，都能老有所养，不会被遗弃。而当一个社会相对富足，太多的投资并不会带来高回报率时，我们需要鼓励消费，这个时候整个社会更有效的运作方式是每一代人自己照顾自己即可，也就因此促成了“独立”、“不啃老”的社会标准。
参考文献：
1,Burke, Mary and Peyton Young, 2011, ”Social Norms”, Handbook for Social Economics, Vol. 1A, edited by J. Benhabib, A. Bisin and M. Jackson. The Netherlands: North-Holland, pp. 311-336.
Foster, Dean, and Peyton Young, 1990, “Stochastic Evolutionary Game Dynamics”,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Vol. 38, pp. 219-232
3,Postlewaite, Andrew, 2011, ”Social Norms and Preferences”, Handbook for Social Economics, Vol. 1A, edited by J. Benhabib, A. Bisin and M. Jackson. The Netherlands: North-Holland, pp. 31-67.
4,Postlewaite, Andrew, Harold Cole and George Mailath, 1992, "Social Norms, Savings Behavior and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0, pp. 1092-1126.
本文发表于微信订阅号“经济学漫谈”（微信号：TalkEcon)，原标题为《李安电影里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经济学》，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