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里的留守儿童：这只狗的命运和这个孩子很相似
2016年04月05日 08:44
来源：民生 作者：李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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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守望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农村背井离乡、骨肉分离，渴望回乡，但乡村其实是回不去了，城市也没有他们的家，这是‘乡愁’的大问题。
央视纪录片《乡愁》的片名，原本叫《留守》。后来，导演韩君倩意识到，留守儿童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守望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农村背井离乡、骨肉分离，渴望回乡，但乡村其实是回不去了，城市也没有他们的家，这是‘乡愁’的大问题。”（《乡愁》纪录片供图/图）
“小彪爱不爱狗？爱，但他只能一周回来一次；
小彪的父母爱不爱他？爱，但他们只能一年回来一次。”
在纪录片导演周浩看来，这只后来因为孤独而逃离的狗，“命运和这个孩子很相似”。
“我家的狗只听我一个人的话。”
“你怎么知道它只听你一个人的？”
“因为……我家只有我一个人。狗应该是最记得我的，你信吗？”
两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周浩在2015年拍摄了纪录短片《小彪和狗》。15岁的贵州初二学生小彪在片中向他的同学们谈到自己的狗。
“还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吗？”“……头圆圆的。”
“你想爸爸妈妈吗？”“不想。”
“你爱他们吗？”“不爱。”
另一位纪录片导演蒋能杰从2009年开始，辞掉北京的工作，花了五年时间，在湖南省新宁县光安村一边做代课教师，一边拍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当他把这些关于父母的问题抛给孩子们时，得到的答案几乎是清一色的“不”。
BBC注意到了蒋能杰的纪录片，后来他们去拜访了片中主角之一——9岁的女孩蒋云洁。蒋云洁的父母在东莞打工，每年春节回家一次。蒋云洁一直和八十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
BBC将蒋云洁在老家生活的片段带到了六百多公里之外她父母的面前。母亲一边看着女儿为奶奶烧水做饭的画面，一边流泪。外出打工是他们无奈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赚到钱，过上好日子。”蒋云洁的母亲说。
“在追随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代价。”BBC的报道如是评论道。
这只狗的命运和这个孩子很相似
2015年6月，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儿童心灵关爱中心”找到周浩，请他拍摄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短片。此时，贵州刚刚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自杀事件——毕节四名留守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周浩决定去贵州看看。
在贵州省贞丰县牛场中学，周浩找到了他纪录片的主角小彪。牛场中学是一所典型的留守学校，该校在校学生1655人中，有463人是留守儿童。
蹲守在牛场中学初中二年级的最初三天，周浩一无所获。但按照经验，“只要扎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周，一定会有故事发生。”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周后，从班主任那摸清了班里每个学生的家庭状况后，周浩发现了小彪——小彪刚出生没多久，父母就南下深圳打工了。小学，他跟随父母生活，父母打工换地，小彪也跟着，每学期至少转两次学，到最后，他自己都记不清换了哪些学校了。适应不了外面的生活，小彪后来回到老家贞丰县。原本，他和奶奶一起生活，但因为和奶奶发生了一些小矛盾，从此就独自一个人生活。
在与周浩的交谈中，小彪主动聊起自己性格的改变。“以前很活泼，现在变得不爱说话，不会找人倾诉了。”他说。而周浩打开他话匣子的方式就是聊狗。
狗是小彪从外婆家抱来的。“听人说，一个人生活半夜会听到人哭，我害怕，大概是这个原因，我才养了条狗。”小彪说。养狗养了一个月，学校开学了，小彪寄宿，每周只能周末回家照顾小狗一次，他会自己买菜，一次性准备好一周的狗粮。他说：“狗活得坚强啊。”
在周浩看来，这条狗就是小彪自己的写照。“小彪爱不爱狗？爱，但只能一周回来一次；小彪的父母爱不爱他？爱，但只能一年回来一次。”他说。
狗狗最终也没能像小彪说的那么坚强。拍完短片后一段时间，由于小彪总不在家，狗自己跑掉了，至今下落不明。这种波折的命运，在周浩看来，“和这个孩子很相似”。
周浩还为公益组织“上学路上”拍摄了另一部纪录短片《棉花村的孩子们》。短片勾勒了贵州省普安县高棉乡棉花村一群留守儿童的群像，村里两百多人，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外出打工。
一群留守女童放学在山头聚会，周浩问她们：“你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小女孩脱口而出：“命！”转念想想不对，又改口：“快乐比命重要。”另一个小女孩接话，“最快乐就是过年，可以吃团圆饭，而且爸爸妈妈也在。真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那一刻。”
“可惜我们没那种命啊……”这番话淹没在女孩们嘻嘻哈哈的笑声中。
蒋能杰在湖南省光安村见到过更戏剧性的一幕：一个孩子放学，在路上碰到从外地回家探亲的父母，彼此都完全不认识了，孩子叫父母“叔叔阿姨”，父母也没有认出他来。到了家，父母才发现，原来路上碰到的就是自己的小孩。
光安村全村1700多人，近900人在外打工，留下的只有老人孩子——这也是蒋能杰的家乡。蒋能杰关注留守儿童，因为自己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蒋能杰1985年出生，1990年代初，村里兴“打工潮”，蒋能杰的母亲南下广州，父亲留家种地——蒋能杰称之为“半留守”，也就是父母只出去一人。“半留守”的状态大概持续到2000年，此后，村里的“全留守”儿童越来越多。
在蒋能杰看来，这代孩子要比他们那代辛苦得多——他们那时候，父母纵然外出打工，也要等孩子读完小学之后。蒋能杰小时候上学，都是父母陪着去报名的。现在，镜头前的留守儿童，都是爷爷奶奶带着去报名的。
“他们当中有60%，生下来没多久父母就出去了，对父母没什么印象，更别谈什么感情了。”蒋能杰说。
“你的愿望是什么？”“外出打工”
因为同时做代课教师，蒋能杰更多地关注学校、教育。
他逐渐发现，对于教育的观念，新旧留守家庭也大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对知识、学习都比较崇尚，现在，很多留守儿童和他们的父母，都觉得读书没用。”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另外，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多是文盲，他们还得干农活，没有时间管孩子。
“撤点并校”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这种现象。2001年开始，全国农村中小学开始推行“撤点并校”：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这样做的初衷，是优化师资力量。但蒋能杰发现，“撤点并校”到了地方，常常是“一刀切，很不人性”。
蒋能杰曾经就读的村光明小学，就是“撤点并校”的牺牲品之一。光明小学年久失修，成为危房，当地领导对重建问题一拖再拖，索性将它划入“撤点并校”之列。镇小学距离光安村有十多公里，孩子们每天要往返四小时山路。要想减轻孩子的负担，最好的办法就是爷爷奶奶到镇上陪读，但这无疑又增加了家里的经济负担。对读书产生消极观念的家庭，因此越来越多。
在周浩《棉花村的孩子们》里，也有类似的情况：读小学四年级的留守儿童陆小跳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母两三年都不回家一次。陆小跳旷课数天，老师们找到他时，他正在田间帮爷爷奶奶放牛。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学？他的理由是“不敢去，背不了书。怕被语文老师骂”。陆小跳和他的同学们每天要步行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上学，爷爷奶奶心疼，也就不怎么积极劝说。
湖南卫视公益节目《天声一对》曾注意到光安村留守儿童的上学问题。配上煽情的音乐和旁白，这些孩子的生活在荧屏前显得更加苦难，镜头里的现场观众，也是热泪盈眶。最终，节目成功为孩子们募集到购买校车的款项。
但这辆校车，最终成了闲置品——因为村里公路没有修通，校车开不进村，孩子们上学依然只能依靠一双脚。
比上学路更难解决的问题，是乡村老师的流失。《村小的孩子》中记录了一位代课老师张老师的不满。张老师每月工资只有两三百元，这样的收入完全不足以养活自己，多次上访未果之后，他最终选择了离开。
在《棉花村的孩子们》的结尾，周浩用了一位名叫罗晶的留守女童的话：“我以后长大要回到棉花村当老师，虽然教得不怎么好，但能让他们少走点路就好。”罗晶还和小伙伴们商量：“我们以后都要在这个村，永不嫁。以后就是出去了，大家还是会回到这里做老师。”
小学教育的问题没有解决，初中则更加艰难。蒋能杰继续将镜头指向湖南新宁县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三班，拍成纪录片《初三》。这个班108名学生，半数以上都来自留守家庭。
初三的孩子正值青春叛逆期，很多孩子一上初中，更加不爱上学，总想着打游戏，网吧距离学校几百米，旁边就是派出所，但没人管。
一位叫范清华的学生，算是这群留守儿童中的“例外”，他喜欢读书，成绩也不错。会考结束，他却犯了难。由于发挥失常，他终因两分之差没能考上县重点高中，如果想继续读，就要花一万元“买校费”。摆在他和家庭面前的问题是：这个书还值不值得读下去？
班主任向老师有些无奈，她替范清华算了一笔账：读高中要花很多钱，不是每个打工家庭都能承担。范的两个姐姐小学毕业就出去打工，现在每月能挣两三千元，如果范能读到大学毕业，一个月挣四千元就了不起了。“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读书？”打工，看上去是一条更为划算的路。
有个问题在片中被反复提及：“你长大后的愿望是什么？”学生们的回答如出一辙：“外出打工。”他们的希望如此狭窄，就是重复父母的路径。
“现实就是这样，做老师的、搞教育的，都在质疑教育有什么用。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蒋能杰说。
听说一个人生活，半夜会听到哭声，小彪害怕，便养了条狗，一周从寄宿学校回家看它一次。《小彪与狗》拍完后一段时间，因为小彪总不在家，狗自己跑掉了，至今下落不明。（周浩供图/图）
不是守望，是“乡愁”这个大问题
央视纪录片导演韩君倩，也曾和她的摄制团队历时三年，跟踪拍摄河南省民权县花园乡吴老家村的留守儿童和他们家庭的故事，最后剪成了五季、40集的大型纪录片《乡愁》。
最初，纪录片的名字不叫《乡愁》，叫《守望》，主要记录留守儿童在家守望外出打工的父母。后来她觉得，留守不仅仅是一个守望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农村背井离乡、骨肉分离，渴望回乡，但乡村其实是回不去了，城市也没有他们的家，这是‘乡愁’的大问题。”韩君倩说。
韩君倩将镜头从农村延展到城市。“首先有了打工的父母，才会有留守儿童。”韩君倩说。她选择了吴老家村的打工夫妻周卫东、吴海霞为主角。纪录片从一年春节团圆开始讲述，到又一年春节作为结尾。除了拍留守在家的孩子，也拍他们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生活。
整个拍摄过程，韩君倩最灰色的记忆，临近春节。吴海霞夫妻打工的建筑工地烂尾了，承诺发给工人的工钱落了空，夫妻俩一面跟工友四处讨薪，一面找工作换工地，日子捉襟见肘，只能靠四处捡砖头勉强维生。这年春节，回老家看望孩子们变得不可能。
《乡愁》最后一季叫“春节将至”，又一个春节要来临了，村里的留守孩子们打赌，谁的父母能回来，谁的父母不能回来。
摄制组拍摄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吴海霞家族里的亲戚，6岁的小女孩刘淼。跟拍三年，刘淼的父母都没有回来。这个孩子显得像大人一样，别人问起她，你妈妈回来了没有，她总是要强地替妈妈说话：“哎呀，没有，我妈妈放假时间太短，只有五天，再说票也不好买。”
大年初一，摄制组即将关机，韩君倩到刘淼爷爷奶奶家，想拍一组全家福。这时，刘淼不知做错了什么事，被爷爷奶奶说了几句，哭了起来，起身跑开了。她拼命跑，家中的哥哥们拉都拉不住，村路的尽头就是她父母的家，但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乡愁》第一季2015年1月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其余四季还在后期剪辑中。第一季播出后，在视频网站爱奇艺的点击量累计达到112.6万次——相比数以几十亿计的偶像剧，这个数字简直不值一提。但在“纪录片风云榜”中，它仅排名《人类消失后的世界》《舌尖上的中国》和《大国崛起》之后，位居第四。
即便凭借“两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头衔的号召力，周浩纪录短片《棉花村的孩子们》在腾讯视频上的点击量也只有400万次——这在纪录片市场，已相当不错。蒋能杰《村小的孩子》迄今在全国进行了六百多场公益放映。
“一个社会的行为变化，靠一部纪录片来推动是不可能的，它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韩君倩说。但她也发现，人们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已经慢慢多了起来。打工者们的选择，也在发生改变。
吴海霞后来的故事没被记录到片子里，她最后回到了老家吴老家村。村里开了一家小型私人塑钢窗厂，每月能拿一千多元工资，吴海霞选择留下不走了。因为她发现，这几年，孩子们的性格都变了，尤其是女儿，变得很孤僻和冷漠。
“如果把农村建成安居乐业的农村，就不会出现这么多背井离乡的故事。”韩君倩说，在她看来，留守儿童的问题必须被放进整个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去讨论：“中国农民为国家贡献了GDP，但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以及家庭的幸福，那我们社会应该为他们承担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