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
1967年2月28日，由三岛由纪夫牵头，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四位作家联名发表了一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声明》：
去岁中国之“文化大革命”，其本质实为政治革命。自百家争鸣的时代迄今以来之变迁……作为邻国之侍弄文笔者，吾等实不忍坐视。
对这种政治革命的现象，吾等断不至如某些艺术家那样，持故意保留的态度。吾等当超越左右任何一种思想立场……而对中国的学问艺术为恢复其本来之自律性所做的一切努力，表示支持。
吾等将学术艺术的原理，看做是与任何形态、任何类型的政治权力不同范畴的事物，于此再次明确：一切“文学报国”的思想，及与此同质而异形的所谓“政治与文学”理论——亦即最终把学问艺术作为政治权力的道具，凡此种种，吾等一致反对之。
声明的文本由三岛由纪夫起草，一发表便掀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革新派”阵营极大的反弹。艺术批评家针生一郎第一时间在报纸撰文回击：第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问题并不在艺术对权力的维度上；第二，四位作家如果认为中国缺乏艺术的自由，而日本有的话，这种“傲娇”也未免过甚；第三，发表《忧国》、《英灵之声》等作品、日益滑向本雅明所定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政治耽美主义的三岛，借政治奢谈“艺术的自由”，是“滑天下之大稽”。针生断言，该声明无疑是三岛的“反革命策划”。果然，“随着三岛和川端的政治耽美主义的进一步暴露，二人相继自杀”（针生一郎：《文化大革命の方へ》，昭和四十八年12月15日第一版，朝日新闻社，78页）。
不惜以政敌的肉体消灭来证明自己政治观点的正确，彰显了时代的张力。彼时，拥护“文革”绝对是一种政治正确。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日本也正处于“政治与文化革命”的“叛乱季节”，空气中充满了“革命”的味道，连高中生都坐不住了：越战的刺激与“考试地狱”的受害者意识联动，生发了对邻国“文化大革命”的共鸣。1966年9月6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一封十六岁高中生的读者来信。信中写道：
与我们同世代的中国年轻人，甚至连中学生都在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而竭尽努力，指出他们的社会中的不公正，并痛加批判。这与净是些完全不关心政治，只热衷于跳猴子舞（Monkey Dance，1965年流行于日本，舞姿粗俗狂野——笔者注）和成天被考试逼得在功课之外，全无从容可言者的我国相比，年轻人的差距简直是太大了。虽说红卫兵的行动，也不无可疑之处，但在关心政治这一点上，我们理应多多向他们学习。
当时二十八岁的社会学者田见宗介，曾采访过不同类型的高中生，了解他们对“文革”和红卫兵的看法（后写成论文《日本高中生如何看待红卫兵》，发表于《中央公论》杂志1966年11月号上）。除了那些进入考学塾一门心思准备应考的学生，多数高中生认为：“更需要红卫兵的是日本”，“至少我所没有的，日本高中生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有”；“我觉得他们很棒，但也令人感到恐惧”。这些学生对事态的发展大多抱有一种共鸣：中国的青年人正试图改造一个被大人们弄脏、变得腐朽了的社会。而正是这些调查对象——“文革”初期的高中生，1968年至1969年进入大学，成为“全共斗”运动的主体。东大赤门前大规模抗议活动中的最刺目的风景，莫过于与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一起被高高举起的“造反有理”标语。这个中国“文革”中的经典口号，在一片“斗争”、“决起”、“粉碎”的标语海洋中，竟全无违和感。他们深信，正在邻国土地上延烧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同时革命的一环”。
当然，这些高中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文革”的实态，是一个问题。事实上，“文革”的动静虽大，但日本方面捕捉的有效信息着实有限。当时，绝大多数海外媒体被大陆“清场”，而《朝日新闻》则是奉特许留在中国境内的极少数“亲中派”媒体之一。朝日深谙这一点，也试图把自身的存在感打到满格：“文革”初期，广冈知男社长挂帅，亲访北京。回国后，发表了题为《访问中国之后》（原题为《中国訪問を終えて》，《朝日新闻》1970年4月22日号）的长篇署名文章，并作者的头像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分六次连载）。可这篇弥足珍贵的现场报道不仅未能赢得读者的认可，反而“差评”如潮——它没能如实传达“文革”的惨状，充其量是一篇“廉价的礼赞”。
但在“一边倒”的赞美声中，也不是没有清醒者。1966年9月，由评论家大宅壮一带队，七位当红的作家、评论家、新闻记者组成的考察组自掏腰包，赴大陆考察。历时十七天，“走访了广州、上海、无锡、南京、天津、北京、武汉等地，与广州大学、清华大学的学子们交谈，还访问工厂，与工人们交流，采访解放军，详细记录了红卫兵运动情况”（[日]马场公彦著，苑崇利、胡亮、杨清淞译：《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上册），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261页）。在回国后发表的《大宅考察组的中共报告》中，大宅壮一——这位出了名的“毒舌”评论家看破了红卫兵被利用的幕后，称红卫兵运动为“幼齿革命”，暗喻帘子背后操作提线的“大人”。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起初是“文革”的肯定派，但访问大陆时，看到红卫兵砸孔子像，深感忧虑，遂转身成“文革”否定派。
促成日本知识界对“文革”看法的根本性转变的契机是郭沫若的表态。1966年4月14日，郭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做自我批评：“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烧掉。”郭有留日背景，在日本名头甚大，被目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当然的领袖，且彼时位居中科院院长和文联主席等要职，是接见日本文化界访华团的最高领导人。“大儒”郭老竟然重弹“焚书”论，其压力可想而知。对此，最先感知并视为“问题”者，是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他在同年5月22日的《朝日新闻》上发表《郭沫若的自我批评与“文化革命”》一文，表达了深深的不安：“虽然不知道郭氏的真正目的，但巨大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已经表现出对文化人的批判，不知会在何处与传统思想划一条严密的界限，而这种动向将会阻碍创造。”（同上，252页）
紧接着，传来了老舍自沉太平湖的消息。而就在半年前，老舍还曾接受NHK的采访，对日本读者谈老北京文化和中共建政前后北京市民生活的变迁。日人到底还是爱文化，特别是对老北京，内心始终抱有敬畏感。西画家梅原龙三郎的著名油画《北京秋天》，经过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和奥野信太郎等汉学家的“增幅”，已然定格在东瀛文化人的心中。而老舍，则是老北京如假包换的名片。老舍的“自戕”，令一些持文化保守立场的日本文人产生某种幻灭感。幻灭之余，出离愤怒，于是便有了翌年三岛由纪夫等四作家的反“文革”声明。
对此，以针生一郎为代表的来自“知识左翼”的阴谋论批判，应放在日本六七十年代“保（守）革（新）”对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框架中来评价。否则，三岛和恩师川端的自杀，就真成“罪有应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