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职业经理人的黄金时代
www.taihainet.com 2008-6-16 天涯 陈鸿毅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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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悲歌：一个乌合联盟的土崩瓦解
（一）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活跃的思想和学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以至于后世两千年的读书人，几乎都只能从先秦的书中才能写出自己的书来，离开了“子曰诗云”，就囫囵不出几句完整的话来了。但人们往往并不特别注意到，其实，那也是中国的职业经理人、管理顾问、策划顾问这些职业最盛行的时代。
对于诸侯来说，国即家，家即国，国是周王朝封的，就象一个集团公司下面的一个个独立的子公司。周王朝日渐式微，各诸侯对自己的领地便是百分百的绝对控股。职业经理人、管理顾问、策划顾问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因为管理庞大的私有产业，没有专业人才不行。各国人才不分国籍，哪个国家的薪酬更有竞争力、内部高管持股（诸侯封给大夫或宰的“食邑”）更多，哪个国家对管理人才往往就更有吸引力。所以，齐人田文可以当秦国的宰相，吴起可以在齐国、魏国、楚国之间不断跳槽，张仪先生在秦国、魏国、楚国这些直接的竞争对手之间轮着当CEO，也没人以为奇怪。这情景，与如今职业经理人的应聘、被猎头公司挖了角、跳槽等等情状，颇为相似。
孔夫子孔丘老师办的学校，除了整理典籍，学校根本的教学目标，还是培养可以为各诸侯国担任“宰”、“大夫”这类人才，这跟如今的林林总总的政治学院、商学院，其实是一回事。孔丘老师要学生们习的“六艺”，都是当时各诸侯国CEO或中层管理人员所必需的（至少是孔老师自己认为所必需的）品格、言行的训练课程。没去当CEO的，往往也选择管理咨询顾问为职业，比如子思先生。
这些职业的咨询顾问，大都做得很专业，这一点，他们并不比美国的兰德、麦肯锡以及罗兰贝格差。他们的自我定位甚至相当狭窄，比如孔夫子孔丘老师就只做一件事：就是办学，做“宰”、“大夫”这类职业CEO的培训，至于著作，却是编而不著，述而不作。而孟轲老师的咨询客户，层次却要高一档，他只当“王者之师”，眼睛铆住了唯一的股东及董事长们，对CEO以及中层管理人员，则没什么兴趣，因此，孟老师的收费虽谈不上日进斗金，却也非常高，决不是孔丘老师那样一条干肉或狗什么的“束修”就能随便打发的。为现在进行时的最大股东、董事长们提供咨询服务，比起培养一般将来时的CEO，当然要财大气粗，这很公平。
当然，作为收取高额费用的咨询师，孟轲老师显然并不称职，严重缺乏顾客意识，丝毫不做客户需求分析。我一直想不明白，在贸易已经相当发达的战国时代，孟轲老师怎么会不饿肚子？因为他只能提供些“大王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这类理念，这与鬼谷子教授门下的一批“实力派”人物如孙膑、苏秦、张仪之徒，以及法家的商鞅老师之流，都不在一个档次上，后者都能够向客户提供详尽的方案、实际的操作。客户一追问，按你儒家的理念和思路那么具体该怎么做的时候，不论是孔丘孔老师，还是孟轲孟老师，回答起来，无不吱吱唔唔，闪烁其辞，看起来反而更象江湖骗子。不是因为孔老师、孟老师不愿作答，盖因他们本来就拿不出任何可操作的方案。谁要是真按照儒家咨询师教的去做，非立马死跷跷不可。这就难怪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儒家思想都一直处于边缘，儒学宗师们一直被人排斥，只能在那些倒霉的小国里兜售自己的理念了。
我们要说的事，与当时的两位最著名的战略管理兼公共关系顾问有关。
公元前333年，七雄并立，西北边鄙的秦国经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励精图治，已经替代了经济文化最为繁荣昌盛的魏国，成为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因而也成为诸国最大之患。
当是时，洛阳有一位叫苏秦的人到秦国应聘管理顾问，想在秦国签订一份如何吞并六国的战略管理咨询项目，该项目一旦签订，要价当然不菲。秦孝公嬴渠梁先生逝世后，他的儿子秦惠文王嬴驷先生刚刚将商鞅车裂不久。这商鞅先生居然把他老师的鼻子给割了，使他老人家整整八年因为鼻子残缺不全而羞于出门。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位当学生的，时机一到，就毫不客气回敬商鞅先生一个五马分尸，还将他全家无论老少，全给屠宰得一干二净，算是小意思。那段时间，秦国这位年轻的董事长对外国来的说客大概都很反感，所以，他对前来求职揽生意的苏秦先生，就没什么好声气，竟对他懒洋洋爱理不理的面试一番后，很轻率地就把他打发走了。
这位苏秦先生可谓师出名门，他是当时的私立军事研究院院长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鬼谷子教授的高足。鬼谷子门下，就是一张名头极大的名片，无需嵌金就闪闪发光。人们无不知道，苏秦同学的一位师兄，就是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孙膑同学，孙膑师兄策划的两次“围魏救赵”，是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案例。苏秦先生实在算是少有的一个被秦国错失的能够改变天下格局的人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老子投八路！苏先生并不气馁，他很懂得“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光”的道理，于是下定决心：到了“彼处”，他一定要成为秦国最可怕的敌人。
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此君纵横捭阖，不辱师门，游说于燕、韩、赵、魏、齐、楚六国之间，力主合纵抗秦。
在当时的条件下，合纵抗秦是六国唯一的正确选择，苏秦先生一番番既难以驳诘、又热情洋溢的演讲，使六国国君无不动容，无不报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无不给他支付很高的演讲费，对其“大策划”，从创意到运作流程、细节安排，都无不欣然允诺。
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派大好。
此时，恐惧弥漫咸阳城。
秦国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招由余于西戎，致“五羖大夫”百里奚于宛市，取正豹于晋卿，迎蹇叔于宗里。更有秦孝公起用史上最杰出的CEO公孙鞅先生，大刀阔斧变革，从此国富民强。
成功不是偶然的，秦国能够在战国乱世中崛起于西北边鄙，与秦国大多数的董事长求贤若渴也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与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大国魏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魏国自晋分三家时候的魏文侯魏斯先生能够“四方贤士多归之”，后来真是一蟹不如一蟹。有扭转乾坤之才的吴起，被赶走了；最伟大的军事家孙膑，被断了脚，不得不靠吃粪装疯才逃脱出了魏国，成了魏国的生死对头；有富国强兵起死回生之术的商鞅，被错失了，后来商鞅先生甚至亲自领兵侵吞魏国的地盘。
在历代秦王中，即使是最残暴的嬴政先生，在对待下属的雅量上，在为人的包容力上，也是中国后世的绝大多数君王所望尘莫及的。
章炳麟评价秦始皇，就另有角度：“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由是言之，秦皇之与汉武帝，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其视汉文帝，秦皇犹贤也”。秦始皇能实现“六国灭、天下一”的春秋大业，仅仅靠他的先王留下的实力么？仅仅借助暴虐的攻城掠地和大屠杀么？事情决不是如此简单。秦始皇这个方面的“贤”，是成就霸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妄诛一吏”是哪个朝代、哪几个开明君主轻易就能做到的？凭这一点，秦始皇就是个极其了不起的君王。不论你如何评价秦始皇的历史地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赢政倘若只有打打杀杀的本事，而没有极其高超的领导能力，是绝不可能成为“千古一帝”的。
大梁有个叫尉缭的人，学历不高，更不象苏秦同学那样毕业于名牌的鬼谷子大学，他曾经给嬴政提了一个好的建议，让嬴政出巨资贿赂六国的大臣，从内部瓦解敌人，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乎花费巨大，但却能够获得很大的实际利益。嬴政立即实施了这一建议，并且对尉缭礼遇有加，赏赐尉缭使用的东西，常常和自己使用的一样，但这位尉缭偏偏不识相，暗地里嘲骂了嬴政先生一番，就拔脚开溜，不幸被嬴政发觉，被逮了回来。不过，嬴政先生并没有大发雷霆将他投入监狱，而是执意挽留，任命他为秦国太尉，职务反而得到提升，年终奖金肯定不少，内部期权估计也很可观，而且始终听从他的建议，从而作出了很多正确决策。
后来中国有另一位君王，喜欢说“我就是秦始皇”，然而，窃以为，以其不能容人的小肚鸡肠，敢自比秦始皇，嘴巴说的话也不让鼻子笑了去，可谓大言不惭。这是题外话，题外话就不说了。
“南北合纵”格局对秦国而言，绝不是失掉几座城市或险要之地那么轻松，而是根本无法承受的大灾难，可以说，合纵一旦形成一种真正的力量，中国历史就得重写。这下子，秦国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且说秦惠文王嬴驷先生，在错失苏秦先生之后，将有何动作。
（二）
当合纵局势形成时，苏秦先生成了六国的CEO，其规格派头，甚至超过了六国国君，这位姓苏的仁兄对各国的影响深度和力度，决非后来的哪一个联合国秘书长所敢望其项背的。此时的苏秦先生，真是春色满眼，风光无限，他将成为一个重写中国历史的人物。
苏先生的对策能够被六国欣然接受，是因为，合纵抗秦使战国七雄的多方博弈，变成了六国与秦国之间的暂时的双方博弈，这形势对秦国极其不利。对于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秦国来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生死劫。此时此刻，对自己没有继承老祖宗爱惜人才的光荣传统，竟然错失苏秦先生这件事，嬴驷先生很可能肠子都悔绿了，他立即起用了苏秦先生一位叫张仪的同班同学。据苏秦自己说，在鬼谷子老师那里，张仪同学的博士论文以及论文答辩，比苏秦同学都更出色。
嬴驷先生准确抓到了整个局势的关键点，并立即找到了所有不满意方案中不满意最少的那个方案：使暂时形成的双方博弈，回到原先的多方博弈格局，是秦国改变不利形势的唯一选择。虽然嬴驷先生不知博弈论为何物，更不可能知道两千多年后有个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叫阿尔伯特•塔克尔的白皮肤蓝眼睛洋人，但他照样明白，要达到瓦解六国同盟这一目的，就必须使六国陷入“囚徒困境”。
塔克尔的“囚徒困境”说的是这么一回事：
假设两个被警察逮着的小偷，被警方告知他俩都面临这样的选择——
（1）如果一人招了，另一人不招，招的那个人立即获得自由，而不招的将被判15年徒刑；
（2）如果两人都不招，各判1年徒刑；
（3）如果两人都招了，各判10年徒刑。
塔克尔先生根据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人性基本假设，即人都是理性的、自私的，推导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囚徒的盘算：
（1）如果对方不招，我只要一招，马上获得自由，两人都不招的话，都要坐牢1年，显然招比不招更有利于自己；
（2）如果对方招了，我却不招，我要坐牢15年；
（3）如果对方招了，我也招了，我最多跟对方一样只坐牢10年，而不是15年，无论如何我不比对方吃亏。
人类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每个人都力图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企图占有别人的利益。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敌人，此时，没有任何规则，没有正义或不正义可言。因此，两人的选择都是：招。结果是每人都获刑10年。
公元前332年，秦惠文王嬴驷先生对魏、齐两国，同样使出了“你只要招了就可以立即得到自由”的办法，他对魏惠王信誓旦旦地说，秦国一定会将山西省临汾东南的襄陵等七座城市归还给魏国，并派出使者，唆使魏、齐一起进攻韩国。
合纵抗秦到土崩瓦解为止，基本上还只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空话几句。
魏惠王就是《孟子》里一开篇就问“老人家啊，您不远千里来到我国，要给我国带来什么好处？”的那位魏塋先生，这位魏国的董事长魏总，立即就成了选择“我只要一招就获得自由”的囚徒，喜孜孜地吞下了嬴驷先生投出的鱼饵，动手割破了“合纵”这一张最有利、最强大的保护网。暂时的双方博弈，又变成了多方博弈。韩国埋怨苏秦先生，苏秦先生不得不“出使”燕国，合纵联盟立即土崩瓦解。
作为吞吃“归还七座城市”这个大鱼饵的收获，是魏国攻击了韩国而一无所得之后，不仅拿不回七座城市，又把陕西省的华阴县割让给秦国，以求与秦国的和解。自食其果，成为千古笑柄。
事情还没算完。秦惠文王嬴驷先生偏偏对谁都暂时不收拾，而是立即连接着狠狠抽了魏塋先生几个耳光！
在紧接着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30年，秦国毫不客气再次攻打这个首先破坏了合纵抗秦联盟的魏国，无它，只因魏国仍然是当时秦国最强大的对手。秦国出动大军，围住了焦城（今河南省陕县）、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魏国不得不将少梁（今山西省韩城县）以及河西地区（即黄河以西、陕西省东部地区）全部割让给秦国。
然而，秦国仍然没有放过这个对破坏合纵抗秦联盟作出最积极贡献的魏国。才刚刚又过了一年，即公元前229年，秦军趁热打铁，浩浩荡荡，东渡黄河，占领了汾阴（即今山西省荣河县）、皮氏（今山西省河津县），并攻陷了蕉城。秦军披坚执锐，所向披靡，史籍上没有记载任何有效的抵抗。
紧接着公元前228年，秦国公子嬴华和苏秦的同班同学张仪先生，又率军攻陷了魏国的蒲阳（今山西省永济县），张仪先生对和魏塋先生警告说：“秦国对你们可是恩重如山，你得拿出点东西来报答我们才是呀！”
报答是丰厚的，魏国立即将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县）等整整15个县，全部割让给秦国，张仪先生从此成为秦国的宰相。他的老同学苏秦先生当初为了在秦国有个内应，用羞辱的方式为他在秦国谋得一职。要是当时有眼镜这玩艺儿，这结局，一定让苏秦先生目瞪口呆，跌破无数面眼镜。
从此，当年魏塋先生他爹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至中流时，洋洋得意地对吴起说的“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成了过去的回忆，固若金汤的防线再也不复存在。魏国在军事上的彻底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了。
一个等待被处决的人，不等于生活着。而一个只能等待覆灭的国家，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一个背信弃义的国君，在受到致命的一连串攻击，一再丢失国土的时候，已经不可能会有任何一个人再对他伸出援手了。我们已经无法再能听到在那几年间，魏惠王魏塋先生发出的是怎样凄凉无助的哀鸣，然而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得到他绵绵无穷期的悔恨——当然，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没有资格仇恨任何一个对他见死不救的人。
人世间，还有比仇恨自己更痛苦的事吗？而一个除了仇恨自己就不知道该仇恨谁的一国之君，会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状态中？我们同样也无法想像。发生的这一切，仅仅因为魏塋先生为那承诺中的七座城市而对盟友背信弃义。
（三）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魏惠王和他的群臣们真的很愚蠢吗？
与其说是愚蠢使然，不如说是人的天性使然。
暂时的联盟，本来就没有真正的信任可言，当此时最强大的共同的敌人变得无足轻重之后，六国之间的战争仍然是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事。归还七座城市这个诱惑，这眼前就有的现成利益，魏国无法抵挡。要知道，囚徒是只关心自己的刑期的，他们并不在乎对方被判几年。因此，对于魏惠王魏塋先生来说，破坏合纵、拿回那七座城市，是他的优势策略。
所谓“优势策略”，指的是不论其他局中人采取什么策略，对一个局中人而言都是最好的那个策略，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策略相对于你的其他策略占有优势，而不是对对手的策略占有优势。你的优势策略和对手的策略无关。虽然魏塋先生并不知道二十世纪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纳什为何方神圣，但他很明白，当秦国向他抛出归还七座城的鱼饵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斜坡上的均衡”。如果他能够穿越时间的隧道，走向未来的三国乱世，或读到了《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明白了“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的道理，这位仁兄或许会作出另一种选择？
合纵抗秦就一年时间，还不曾有过任何有效的“抗秦”举措，就草草收场，鬼谷子老师的高足苏秦先生高瞻远瞩的战略，生生被魏惠王们演绎成一场可笑的闹剧，令人叹息。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魏惠王不吞下秦国要归还被侵占的七座城市这个大鱼饵，合纵联盟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用丘吉尔的话说，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盟友。
用英国人霍布斯的话说，“自然状态”中的人与人，就象动物与动物一样，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囚徒困境抓住的是人性中真实的一面：相互防范背叛与彼此的不信任。
春秋战国的霸业之争，从范围上说是多方博弈，从频率上说是重复博弈，虽然参与博弈的多方有暂时合作的必要和可能，但不合作才是主流，你死我活才是注定的必然结局。而从性质上说，战国纷争则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有你没我，一方所得正是另一方所失，总和为零。参与相互你抢我夺的各方，谁都无法折腾出大于零的净获利，不可能出现经济学家们说的“在博弈中增加总的财富”。灭了各国，把周朝的九鼎尽早抬回去当你家的财产，就是大家走到一起来打打杀杀的“共同的革命目标”。要是真能实现什么合作共赢，“癸丘之盟”时代就合作了，就共赢了，周朝就不会有名无实了，还打到公元前221年才算个完？
年轻的魏襄王魏嗣先生，是那位倒霉的背信弃义者魏塋先生的儿子，面对你争我夺、烽火连年，眼看着魏国的领土在他父亲手上连连被秦国侵吞而无计可施，心情比较郁闷。当孟轲先生为了兜揽他“仁义”等理念又来魏国晋见他的时候，这位看起来不太象君王的魏嗣先生，曾经非常诚恳地向孟先生请教：
“孟老师，我想请教，如何才能让天下和平呢？”
孟轲先生不假思索就告诉他：
“天下没有统一，和平就没有可能。”
“那么，谁能够统一这个自周朝凌替以来分崩离析的天下呢？”
孟轲先生再一次不假思索地回答：
“只有那些不嗜好杀人的人才能够统一天下。”
孟轲老师开出的那个“不嗜好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的药方，无论说它怎么迂腐，怕都不过分，但是，天下“定于一”的回答，却完全可以得满分。既然“定于一”，则倘若天下未“一”，诸侯之间的争霸，就不是一次博弈，而是旷日持久、一代代前赴后继的重复博弈。
一次性的博弈，双方或多方都面对的是一锤子买卖，大家都“没有明天”。谁获利甚丰，谁当冤大头，一次搞定，既没有任何需要考虑的不利后果，也没有今天播下种子、明天收获大树的远景。比如火车站这类地方的餐馆，饭菜既不可口，卖得又贵，而且往往卫生极差，服务态度十分恶劣。但你别以为经营这家餐馆的老板不善经营管理，相反，要是卫生搞得特别好，服务员的漂亮连同微笑都美妙得可以跟饭菜一样简直可以吃，而价钱又不太贵，那么，这个餐馆老板才不折不扣是个不善经营、不懂管理的傻瓜。为什么？就因为在这样人流量极大的地方，餐馆与顾客之间的博弈，几乎都是一次性的，彼此之间“没有明天”。你绝不会因为某个遥远城市的火车站某家餐馆提供了超值的服务，会不远千里再去一趟这个城市光顾这家餐馆；同样，其他顾客绝不会在你挨了宰之后，便不再进这家餐馆接着挨宰。即使你一百遍发誓“绝不再进这家餐馆”，都成不了对这家餐馆的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惩罚，它仍然“生意兴隆达三江，财源广进通四海”，你充其量只能唠叨着“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这类老话。
但是，如果某些具体的顾客对这家餐馆有可能一再光顾，那么，顾客与餐馆之间的博弈，就是重复博弈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博弈，正是历经数代几百年的重复博弈，是重复博弈的一个规模庞大的案例群。
在重复博弈中，未来的影响，或确切地说，参与博弈的各方对未来的预期，决定了博弈的策略选择。你无法不仔细地惦量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也就是我这么做将得到什么好处，或我这样做会受到什么样的报复和惩罚，因为彼此之间“还要见面”，还有下一回，而下一回的利益总是比这一回的利益来得更大。轻易跟对方撕破脸皮，无疑是愚蠢的选择。在偶然相遇的两个原始人之间，大多可能发生抢劫，而在两个定居下来的邻居之间，却必须礼尚往来，道理也在这里。
如果说面对七座城市的鱼饵，魏惠王选择了对南北合纵抗秦联盟的背叛，是所有“囚徒”都会作出的理性选择，那么，盯上了“预期收益”却完全忽略了“预期风险”，却正是魏塋先生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他似乎不知道背叛会受到惩罚这个简单的常识。尽管历史开的一个玩笑是，立即对贪婪的魏惠王实施接二连三惩罚的反而是这个背叛的最大收益者秦国，因为当时其它五国无力实施对魏国的更强有力的惩罚，但合纵联盟的其它五国，还是同样选择了对魏国的背叛。不必也不可能穿越时空到北美的某个大学，去观摩罗伯特•爱克斯罗德先生组织的计算机竞赛，去领略心理学家阿纳托•拉帕波特先生的Tip For Tap无比高明的对策，五个国君就立即对魏国连同其它各国实施了“一报还一报”——以合作开局，但从此以后就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很遗憾，合纵联盟之间的“一报还一报”，并没有导致爱克斯罗德先生所乐观地指出的“社会各个领域的合作”，而是使这个暂时的乌合联盟彼此之间充满了更多的猜忌与防范，更快地走向分崩离析。
合纵抗秦联盟，在名义上似乎仍然存在，即使到后来，他们甚至还希望这个联盟有所作为。《资治通鉴》对此也作了短消息般的“旧闻报道”：距魏国背叛了联盟之后的十四年，即公元前318年，“楚、赵、魏、韩、燕同伐秦，攻函谷关。秦人出兵逆之，五国之师皆败走”。
其实，这个“旧闻报道”不是太客观，承诺伐秦并有所动作的，不止“五国之师”，还有一个齐国。司马光老先生在此处对“齐”字隐而不提，恐怕并非由于老眼昏花，更不是隐瞒事实真相，敢误导他的读者宋英宗越曙和宋神宗赵顼两位先生。尤其是赵顼先生，那文章也是做得一流的好，瞒他非但不易，基本上是找死。现在琢磨起来，这可能是因为齐国实在不入司马光他老人家的法眼。
这段故事得做个小小的补充：齐国在这次没蹦哒几下子就草草收场的讨伐行动中，表现得实在卑鄙，或者说将“一报还一报”玩得太过火了。那次伐秦战役由楚怀王当盟主，而齐国用了田文先生的策略，部队是派出去了，但命令齐国部队走得越慢越好，所以在函谷关伐秦的参战部队只有五国，齐国军队作了一趟声势浩大的旅游观光，就回家去了。而在函谷关的五国参战部队，谁都只想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谁都不敢先行发动攻击。才几天时间，秦将嬴疾先生抄了楚军的粮道。将士一剑能受，一饿难忍，便先行撤了，其它四国军队也随即作鸟兽散。
此类事，在过去和后来的军事行动乃至体育竞技中都无数次地重演着。
前一世纪上半叶的国内战争，国民党军并非兵器不够精良、将官不够聪明——相反，国军兵败如山倒，将官们太聪明也是一大原因，谁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结果是被各个击破，分批歼灭。当年阿拉伯各国贸然对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结果是被以色列打得如洪决堤，四处溃散，盖因阿拉伯多国部队是暂时的乌合之军，各自都有小九九盘算。
体育竞技也是如此。八十年代，中国女排获得各种国际赛事的五连冠之后，各国的女排精英组成了一个国际女排明星队，在香港与中国女排比赛，结局是国际明星队输得很难看。每年在美国篮球大赛结束后，常会从各个优胜队中挑出最优秀的队员，组成一支“梦之队”赴各地比赛，以制造新一轮高潮，但结果总是令球迷失望——胜少负多。其原因在于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队。他们都是最顶尖的篮球种子选手，如果要玩起球技来，他们无一不让人叹为观止，但是由于他们结成的是暂时的联盟，联盟成员之间就存在利益上的博弈。如果让集体赢得比赛的代价，是配合别人，让别人的球技得到淋漓尽致的表演，自己反而要作为配角而默默无闻，就显然不是这些明星们的“最优策略”，而如果整个球队输了，自己的出色表现却博得喝彩，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才是这些困境中的“囚徒”的理性选择。
在苏秦先生黯然淡出历史舞台之后20年，公元前311年，他的老同学张仪先生，以同样的如簧之舌，在同样的几个国家间，演出了一连串同样成功的游说活动。不过，张先生的主张却恰恰与苏先生的“南北合纵”相反，而是“东西连横”。各国纷纷为秦国割地献城以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南北合纵抗秦的这个有名无实的乌合联盟，眼看着连个名分都将不存。偶然之足，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上，迈出了一个轻盈的舞步，使张仪先生与苏秦先生同样赍志而没。张仪先生正兴高采烈行走在回到咸阳的路上，秦惠王嬴驷先生病死了，继位的秦武王嬴荡先生，偏偏从当太子时候起就对张仪这个油嘴滑舌的CEO很不感冒，众臣僚纷纷打张仪先生的小报告，编了不少草鞋给他穿，使张先生的日子简直没法过下去。各诸侯国眼看这情势，也纷纷放弃了和解，作出了对他们而言都是明智的选择。
历史不可假设，是因为历史事件本身都是已然的事实，无法进行假设。然而，历史本身不可假设并不意味着思考历史问题也不可以假设，假设作为一种思考方法，是后人思考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一种必要工具，也是一种思考的权力。因此，我在这里作个假设——如果嬴驷先生不是恰好死在张仪先生彻底破坏了南北合纵联盟的当口，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战国时代，不会到将近100年后的公元前221年才结束，后来的那些历史人物，诸如“千古一帝”的嬴政先生，请枪手写《吕式春秋》的大商人吕不韦先生等等，基本上都没有获得在历史舞台上露鼻子露脸的机会。
（四）
明朝人王秀楚写的《扬州十日记》叙述了这么一件事：一个清兵，遇见五十多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五十多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没用一根绳索，押着这些人去杀人场屠宰，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五十多人呼啦啦、齐刷刷的全部跪倒。凭一个清兵，就一个一个将五十多个青壮男子全部屠杀。在这里，只有跪着伸出的头颈，只有哀求的目光，只有利刃一次再次刺入人体，只有如注如喷的鲜血，但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那个无名无姓、无意中被文人记录下来的暴虐的清兵，那时，正以一人之力，享受着新手将铁器切入人体时的种种快感，享受着嘶心裂肺、惨绝人寰的嚎叫。
这五十多名青壮男子是愚蠢透顶的白痴，连死亡都不想逃脱？甚至连求生的本能都没有了吗？
这五十多名青壮男子是对死亡、对被屠宰有着受虐的渴望？
都不是，他们与任何常人一样有理性——事实上，这五十多人是太聪明、太有理性了。因为他们也是陷入阿尔伯特•塔克尔先生所描述的那个困境中的囚徒：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种选择，那就是谁先反抗，谁必死；如果自己不作任何反抗，就有侥幸存活的希望。他们都很清楚，一起反抗这个落单的清兵，对他们五十多人的全体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但问题是，如果你反抗了，别人不配合你，那别人就可能会活下去，你却必死。理性告诉他们每一个人：别人会不会死，与自己无关，而如果大家都死，那么，至少自己与另外的五十多人对比，没有失去更多。
亚当•斯密先生《国富论》的整个学说，正是建立在“人是自私的”、“人是理性的”这个基础上。后来的经济学家研究的博弈论，也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上。那清兵刀下的五十多名青壮男子，用自己喷涌的鲜血，用自己的开膛剖肚，用自己一颗颗滚落的头颅，用自己断气前身体不断的抽搐，证明着垫衬起斯密先生理论大厦的那个假设，实在坚如磐石，不可动摇。
然而，人类的“理性”，离动物的本能其实并不遥远。
过去，广东人喜欢的一种烹饪，是将活着的猴子带来，放在餐桌底下，让猴子只在餐桌上露出头顶，以便于活活地取其脑髓食用。这道残忍无比的烹饪，据说其味也鲜美无比。每当有一只猴子将被选中，要前往人类的餐桌时，那一群被圈养着的猴子都会极端恐惧，抖抖索索地拥抱在一起。当其中的一只被选中带出去后，没有被选中的猴子，无不欢欣雀跃。如此一遍又一遍，直到它们全部都被带到人类摆出的那张恐怖的餐桌为止。
合纵抗秦破产的“囚徒悲歌”，会成为遥远的绝响吗？
不，永远不会。
贾谊先生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在人性的多声部复调音乐中，唯有“囚徒悲歌”，才是人类理性真正的主旋律。魏惠王、那五十多名任人屠宰的青壮男子、这一群庆幸自己不死的猴子，谁更不“理性”些？
在囚徒困境中，自私既是获利的智慧之泉，又是使人丧失身家性命的愚蠢之根——从国王到乞丐、从芸芸人类众生到只靠本能求食的动物，莫不如此。一旦将人置于“囚徒困境”中，人类的动物本性立即原形毕露，一个国王与一只猴子、一条狼、或一只兔子等等随便什么动物，没有任何区别。
所谓“人类是宇宙的精华”，自诩“人杰”、“精英”，这类词汇，都是彻头彻尾的谵妄和呓语。“囚徒困境”是人类的梦魇，也是造物对人类的诅咒。造物从一开始就将这个咒符贴在人类魂灵的深处，人类逃无可逃；这个加诸品类繁纷天地生灵的诅咒，定若天长，必如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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