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的讲话（2020年5月11日）
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沙门统”昙曜为主事者，在武州山体之上开凿出规模宏大、气势雄浑的5座大像窟，即后世所称的“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昙曜五窟”开凿在今天的云冈石窟西区东侧，这里自然断崖较高、斩山工作量较小，是云冈石窟区最利于石窟开凿的地段。图为今日第20窟全景，可以清楚地看出左侧空缺的西壁立佛原始位置。
古老石窟的新发现
迈进石窟的那一刻，人们通常会经历一次震撼，难有例外。
世纪之交，中国的大足石刻、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在3年内接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1987年率先成为文化遗产的莫高窟一起，这些记录了中国石窟艺术发展以及人类文化交融的宏大工程，全都令人信服地具备了成为世界遗产最难被认定的第“i”项标准：“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
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5世纪，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时期产生的经典巨作，也是世界石窟艺术第二个繁荣期的杰出例证。
与成为世界遗产同步，深入、系统地保护与研究工作也随即展开。约1600年前，云冈石窟前后经历60余年的营建，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佛龛约计1100多个、大小造像5.9万余尊——但是相关文字记载并不丰富。我国早期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多在建筑、雕塑、史学和宗教领域进行探讨。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学者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石窟寺研究中，将云冈石窟的研究纳入历史考古学的“轨道”，全面系统探讨石窟分期及相应的历史背景，其研究思路、方法、依据的材料和基本结论都形成了自身特点。中国学者逐渐成为云冈学发展的核心力量。
与此同时，基于世界遗产视野寻求云冈石窟与世界的关联，也成为重要而明确的研究方向。研究者关注世界范围内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展示、利用，通过促进不同国家与民族在当代的交往融合，进而判读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意义、世界意义并与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一起，将这些细节传递给全社会。在真实、完整原则下，云冈研究者已经逐步接近再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的云冈石窟的恢宏景象：“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这些在微观和宏观领域不断扩展的认知，事实上是在重新“发现”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北魏统一北中国之后，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所兴造的一处大型石窟群。它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模式，是艺术的经典”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也是云冈石窟考古专家。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好、阐释好、展示好，让广大观众感悟好经典的永恒魅力。实现从景点、景区到旅游目的地的转变，让云冈石窟成为一个新的文化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