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关于四川的早期历史，史书记载一直语焉不详。被奉为经典的《尚书》和第一手史料甲骨文中，都提到了“蜀”。但对这个“蜀”的解释，却又各有争议。史学家们很难相信，在遥远的成都平原，会有一个方国，通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与商王朝、周王朝有直接的交往。历史的真相隐于时间的幕后，但有一些传说，一直在当地流传。一些在蜀地生活过的人，把小时候听到的故事整理出来，努力给未来留下线索，比如扬雄的《蜀王本纪》、常璩的《华阳国志》、李白的《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个跨越千年的李白之叹，也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寂默了千年。
由笔者所著的《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程》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本在考古学文化的框架下，通过对成都平原这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的早期考古材料进行分析，来推测成都平原社会发展历程的书籍。总体而言，成都平原经历了“桂圆桥文化”(公元前4900~4700年)→“桂圆桥二期”(公元前4700～4300年)→“宝墩文化”(含过渡期，公元前4300～3900年)→“三星堆文化”(公元前3900～3100年)→“十二桥文化”(起始与结束年代尚无定论)这几个大的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其中三星堆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就是我们熟悉的三星堆遗址，十二桥文化则是金沙遗址。
从向普通读者揭开古蜀国神秘面纱这一视角来看，这本学术著作，似乎就有了一些向“外人”道的价值。
“礼别尊卑”，三星堆已然迈入文明
今天的成都平原，田野青青、稻麦飘香，城市星罗棋布。然而，五千年前的成都平原，树木茂密到暗无天日，人在林中不辨方位、极易迷失。同一片土地，从迷失森林到宜居城市，间隔着的是人类历史最波澜壮阔的五千年。
时光倒转回五千年前，发源于龙门山脉的河流，由于每年洪水涨落，河边的漫滩和一级阶地无法生长大树，视野尚算开阔，所以成都平原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晚期遗存桂圆桥遗址，就位于一条无名古河道的漫滩和一级阶地上。从此，以桂圆桥遗址为代表的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用简陋的石斧“刀耕火种”，开始征服成都平原的苍莽林海。
经过大约有五六百年的发展，岷江流域突然就涌现了一批城壕一体的聚落，芒城、双河、盐店、紫竹、高山、宝墩这6座宝墩文化早期的古城先后出现在岷江外江以西的盆缘山前地带。从桂圆桥文化到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文明进程的一个质变，但积累成质变的量变过程，目前并不特别清楚。至晚从宝墩文化开始，水稻就在农业种植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稻作农业无疑更适合成都平原的气候环境，但相比于旱作农业，稻作农业有更高的技术要求，稻作农业如何传入成都平原，又如何在成都平原普及开来，我们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稻作农业带来的剩余粮食，支撑起了当时的人口繁殖和聚落扩张。对于史前社会而言，人口规模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影响因素，在考古上体现为聚落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岷江流域聚落的GIS(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完美地展现了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聚落发展，却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宝墩晚期，6座分布在岷江外江以西的城壕聚落齐齐衰落，岷江内江流域的鱼凫城和郫县古城兴起，而到了三星堆文化开始的Ⅵ段(大约公元前1900～1750年)，岷江流域的聚落竟然神秘地消失了。
成都平原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一个区域的遗址都消失了？
而与此同时，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的代表遗址三星堆，发展正欣欣向荣，扩张城池、增厚城墙。
成都平原一南一北，在同一时间，社会发展竟然如此不同？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随着对三星堆遗址的深入分析，一个不同寻常的点出现了，就是三星堆遗址的城市结构，显示出与城内马牧河有非同寻常的关联。三星堆最早的聚落就兴起于马牧河凸岸，然后选择了防御条件最好的两河之间(马牧河与鸭子河之间)修筑月亮湾小城，并且月亮湾小城南城墙应该就是沿马牧河而建……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
如果说马牧河造就了三星堆遗址今天的格局，而最让三星堆考古人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三星堆城内的堆积，也大半毁于此河。如果三星堆古城的规划与马牧河有关，为什么他们不惧马牧河的洪水，把河圈入城中？难道那时候他们就有了类似都江堰的水利技术，可以调节流入三星堆城内的水量大小？都江堰的设计理念这么成熟，必有所本，难道源头竟然是在三星堆？
这个论证的过程，应该说很为曲折，因为欠缺直接的考古证据。但是，所有的分析结果，都指向三星堆人有这项水利技术，尽管某些设计上可能还比较原始。“治水”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行为，需要部族间的紧密联系和协作，客观上可能会优化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甚至可能导致人群的分工和阶层的分化。而人群的分工与分化可见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人物造像上——冠服华丽的大立人、身着铠甲的武士、素衣的执事和赤裸上身的跪坐顶尊人。我们知道，“礼别尊卑”，如果尊卑能在服饰上体现出来，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有了制度化的“礼”。有城市、有礼制、有青铜，三星堆虽不属衣冠华夏，却也已然迈入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