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对于杜甫的意义
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十四载，是杜甫着力追求仕进的人生阶段，其间两次移居显然和他这阶段的心态、追求有着密切关系。其中道理并不难理解。唐代文人的人生追求由仕和隐两翼构成，即他们既需追求入仕以实现人生价值，也热爱隐逸栖居生活。而在长安、洛阳这样的都城之地营建别业这种靠近或模拟山水自然环境的居所，正是他们借以实现这一双重性生活的最佳途径。白居易《中隐》诗云：“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即道出了都城园林别业和文人这一仕隐兼顾生活追求之间的关系。在此视野下我们来看杜甫和他的两次移居。他的陆浑庄、土娄庄、杜曲居所其实都属于都城文人别业，本就是主要为满足上述生活而建。他之所以营建新的别业、在其间移居，乃是在个人人生追求和政治社会形势变化的背景下，为更好地满足上述生活需要，而对居地做出的适当调整而已。
开元二十九年移居土娄庄，是因为他要转向以仕进追求为主的生活。这种生活同样是栖居和都市交游兼顾的状态，只不过这时都市交游活动更急需，在生活中占的分量加重，而陆浑庄离城内稍远，所以新建一个更近城的土娄庄，以便出入城内。天宝十三载移居长安杜曲，和他心态、人生追求的变化有关，也和天宝年间玄宗不再巡幸洛阳，洛阳政治氛围减弱的形势有关。他最初赴长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以为可很快入仕，所以没有在那里定居，只是一种客旅生活。遭遇天宝十载献赋之事打击后，他意识到入仕机会渺茫，但又割舍不下政治理想的追求，所以开始考虑在长安以常态性的生活方式去做长期谋求。营建杜曲别业，移居于此，应该说正是出于这样一种需要。当然，杜甫移居当年的十三载秋，长安霖雨六十馀日，京城米贵(参看《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不得不把家小寄居于奉先县。这是自然灾害所致，和这里所论并不冲突。
总之，天宝年间前后，杜甫的居所和居地两经变迁，驱动他移居的动力无疑主要是仕和隐这两大人生主题在其心目中所处位置的消长。但是，变迁中其实一直蕴含着两个不变的主题，即别业和都城：三处居所都是别业，都不远离两京。因为，都城文人别业本身就是为承载文人仕和隐两重生活而产生并兴盛起来的。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胡永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