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到长安杜曲
杜甫《夏日李公见访》诗云：“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云：“轗轲辞下杜，飘飖陵浊泾。”表明他后来居住在了长安杜曲、下杜一带。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考他移居下杜在天宝十三载春。
这次移居，是杜甫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此前移居土娄庄，是其人生追求从以漫游隐居为主转向以仕进为主的标志，天宝五载(746)赴长安则是这一转变从心态层面走向实践的开始。天宝五载以来，杜甫在长安求仕虽然不顺利，但也不至于丧失希望。九载、十载向玄宗献《三大礼赋》、诏试文章失利，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其事详见《进封西岳赋表》)。因为，在已深得玄宗赏识眷顾的情况下，权相李林甫都能作梗，使他依旧无法入仕，以后还可能有更好的机会吗？所以杜甫自料此生将与仕途无缘，绝望地表示欲“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
不过，这只是移居长安之举的内涵之一，它还有另一层内涵。稍前，献赋、诏试文章失利后杜甫曾表达欲隐居终老的打算：“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杜甫的故里在洛阳一带，如真想彻底隐居终老，那里无疑是最理想也最便利的选择。但他最终选择的却是长安。费此周折从洛阳移居到长安，其实透露出他骨子里还是放不下仕进，当然仕进与他对国计和黎民的牵念息息相关。我们可对比岑参。岑参开元年间在洛阳一带有嵩阳别业等居所，他在《感旧赋并序》中云：“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他大约在开元二十六年(738)移居长安终南山双峰草堂，天宝三载(744)进士及第。岑参移居长安的时间颇值得注意。因为玄宗前期常巡幸东都洛阳，以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返回长安为界，以后没有再到过洛阳。这意味着，开元二十五年之后，随着朝廷巡幸的不再，洛阳的政治氛围开始减弱。岑参当时正处于追求仕进状态，他以前常出入洛阳、长安二郡，开元二十五年之后则主要需出入长安一郡，移居长安显然是为了“献书阙下”之便。杜甫在天宝十三载移居长安，应该说也有着和朝廷所在地保持接近这样一层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