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前后，杜甫的两次移居很值得注意：一是约开元二十九年(741)从位于洛阳之南陆浑山的陆浑庄移居到洛阳之东首阳山的土娄庄，二是天宝十三载(754)移居到长安杜曲。两次移居，杜甫的心态颇有不同。移居土娄庄后他曾云：“幸遇圣主，愿发清机。”(《祭外祖祖母文》)实为追求仕进之途的开端。移居杜曲时则云：“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似标志着这条路的终点。但是，他从离洛阳城内稍远的陆浑庄移居到近郭的土娄庄，再转移到京师长安，在空间上呈现为向政治中心逐步趋近的轨迹。这样来看，他的两次移居就显得颇意味深长。
从陆浑庄到土娄庄
杜甫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自云，他于开元二十九年或稍前在首阳山祖茔旁边筑建土娄庄居住。笔者曾撰《杜甫在洛阳居地的转移与心态的转变》一文，认为他乃从距洛城稍远、位于其南陆浑山的陆浑庄移居到了近郭的首阳山土娄庄。
他移居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心态上由隐居漫游转向追求仕进乃是其中主要者之一。如移居土娄庄后不久祭奠外祖外祖母时，即郑重表达了“幸遇圣主，愿发清机。以显内外，何当奋飞”(《祭外祖祖母文》)、打算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志愿。杜甫欲追求仕进，为什么要移居？这涉及唐代文人别业和其生活之间独特的关系问题。我们可通过诗人李颀的例子来窥其一斑。李颀在洛阳的居所可知者有东川别业和东园两处。他在《晚归东园》诗中写道：“出郭喜见山，东行亦未远……请谢朱轮客，垂竿不复返。”《放歌行答从弟墨卿》诗云：“虽沾寸禄已后时，徒欲出身事明主……由是蹉跎一老夫，养鸡牧豕东城隅。”这是描写他在东园的生活。《不调归东川别业》诗云：“葛巾方濯足，蔬食但垂帷。十室对河岸，渔樵只在兹。”《缓歌行》云：“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这是描述在颍阳东川别业的生活。对比两者大致可见，东园在洛阳东郭外，李颀在此居住时主要是一种欲追求入仕的心态，可兼顾隐居和城内交游两种生活。东川别业在颍阳，距洛城稍远，他在此居住则主要是闭门读书和不调后长时期归隐的心态和生活状态。从李颀的两种别业生活中，不难窥得居住地和文人生活之间微妙的关系。杜甫在欲开始追求仕进之时，从距离洛城一百多里的陆浑庄移居到三十里上下的土娄庄，应该也有这样一层原因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