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23日，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北京以两票之差痛失2000年奥运会承办权。在最后一刻，究竟是谁没把票投给北京？这是个不少人关心的话题。在我国第一次申奥时，本书作者张清是奥申委的成员；在我国第二次申奥时，他又担任北京奥申委副秘书长兼外联部长，他的说法自然值得重视。

　　各轮表决的票数

　　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对申办2000年奥运会举办地表决的第二天，忘了是谁递给我一份国际奥委会蒙古委员马格万先生提供的全会各轮表决票数的汇总情况。这应该是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发布的材料，我略加整理如下表。

　　从下表可以看出，前两轮有89名委员参加表决，后两轮只有88名委员参加。那时候，各申办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均有表决权，但每轮表决完并不公布票数，只宣布被淘汰城市名称。第一轮淘汰了伊斯坦布尔，从表中可以看到伊斯坦布尔的 7票分流给北京5票，曼彻斯特2票。第二轮淘汰了柏林，柏林的9票主要流向悉尼。第三轮淘汰了曼彻斯特，它的11票主要给了悉尼。每个人都能从表中的票数流向悟出不少东西。

　　我们在看到这张表后，一致认为，北京所得的43张票中，大多数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委员们的票。一些同志认为，柏林的9票主要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委员的票。这部分票在北京和悉尼之间最终选择了悉尼。因为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摩纳哥全会前两三年或国家解体或社会改制，不少委员受意识形态影响，而选择了悉尼。第三轮表决后，我们都不会怀疑，曼彻斯特的11票会主要流向悉尼，因为这11票主要是英联邦国家的委员。

　　是中国台北代表？

　　北京以两票之差未能获得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权利，当时许多同志都在问，到底是谁没投北京的票？我们回到北京后，许多人也提出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有朋友在问我，是不是萨马兰奇在关键时候没投中国的票？是不是朝鲜委员？是不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委员？等等，各种猜测都有。

　　其实，除非有国际奥委会公布原始档案，否则没人知道谁投了北京的票，谁没投北京的票，因为现场表决是秘密投票，不署名。对国际奥委会委员个人的投票取向分析，只能建立在长期共事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

　　社会上猜测和怀疑较多的几个人，如萨马兰奇、朝鲜的金俞顺委员和中国台北的吴经国委员等人，确实是何振梁同志 (当时我国惟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时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认为最坚决支持我们的委员。他的夫人、《人民日报》高级驻外记者梁丽娟老师在她的著作《何振梁五环之路》中曾澄清这个问题。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根本不参加投票，就他的本意来说是希望北京能赢。对中国台北委员吴经国先生和朝鲜金俞顺委员，梁丽娟老师在书中写道：“中国台北的吴经国先生与何振梁有多次接触。这时澳大利亚也积极争取吴经国，甚至以要求吴经国支持为条件来同台湾地区有关方面商谈台湾地区的航班直飞澳大利亚问题。据吴经国事后告诉何振梁，去摩纳哥前，他的父母交代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在投票时，与相邻的哥伦比亚委员门多萨相互展示自己纸条上写的‘北京’。后来台湾当局确实派人传话，让他不要支持北京，但他没有那样做。会后台湾有人说吴经国没投北京的票，他未否认或证实，而是强调投票是秘密的。他对何振梁说，如果有一天国际奥委会的档案公开，可以证明自己是投了北京的票。在北京下次申办时，他将不顾其他，在一开始就宣布自己支持北京。”后来，在北京第二次申办时，吴经国先生果然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公开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并多方帮助我们做工作，堵住了一些别有用心者的嘴。

　　还是朝鲜代表？

　　对朝鲜金俞顺委员，何振梁同志认为：“本来他已经离开体育岗位，不再担任本国奥委会主席而出任朝鲜驻罗马尼亚大使，一般已不参加奥林匹克的活动。但为了支持北京申办，他的国家支持他去摩纳哥投北京的票。”直到2006年11月，早已离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岗位的伍绍祖同志对此问题不得不再次通过中央电视台站出来说明：“朝鲜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金俞顺同志曾是金日成主席的警卫员，我与他私交很好，我了解他，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肯定投了我们的票。”伍绍祖、何振梁这些体育界的老领导通过媒体和书刊的澄清，应是可信的。

　　至于说，人们的期望值与表决结果令人难以接受，则应归结于宣传的影响和我们的期望值过高。因为我们代表团在一线做委员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北京和悉尼是伯仲难分，胜负在一两票之间。但当时宣传掌控不当，媒体对内炒作过热。一位领导批评说：“外宣找不到切入点，跟不上去。内宣一直过热，冷不下来。”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只能赢不能输的局面，造成了过高的期望值和错误的心理导向。

　　(摘自《申奥纪实：亲历中国重返奥运和两次申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定价：28.00元 )  （来源：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