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接受采访是件很危险的事，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在采访者笔下会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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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一个年轻的女记者聊了几分钟之后，毕肖普发现她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老古董”，好作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的对立面……“最后我问她到底读过我的诗没有，好像她只读过一首”——女诗人向《巴黎评论》的访谈者抱怨，“我说我不相信诗能成为宣传工具”，结果，见报就变成了“毕肖普女士不相信诗歌能够传达诗人的个人哲学”……
接受采访是件很危险的事，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在采访者笔下会变成什么样子，更无法确定读者看到这些采访后，会做怎样的解读——更多时候，是误读。作家对此深恶痛绝，他们心怀芥蒂，想要避开陷阱。
不过，话说回来，谁没些猎奇心呢？人们对作家个人生活的关心，往往超过作品本身。我就没有认真读过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可这无妨我“八卦”他和阿伦特的恋情。萨特和波伏娃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爱情故事肯定比著作有更多拥趸。凡人如此俗气，不可救药，作家们“请关心我的作品，而不是我这个人”的大声呼喊，显得气若游丝。
改变芸芸众生（包括大众传媒）没那么容易，不如躲避。“不（爱）接受采访”于是成了作家的特性。我倒觉得，没多少人真的愿意“孤独”地生活在作品中，他们的躲避往往出于骄傲和无奈——不屑与无知者交谈，倘或真遇到“知己”或旗鼓相当的“对手”，一定彻夜长谈，惺惺相惜。
某种意义上，《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很“懂”作家。“懂”的含义不仅是欣赏，更有挑战甚至刺痛。你和一个洞察你作品、乃至内心的人对话，“它”像一个魔法师，吸引你靠近，让你无处可逃，最终不得不坦露心声。
埃莱娜·费兰特就没逃得掉，尽管她躲过了无数读者和媒体的追寻。《我的天才女友》畅销世界，作者却远离尘世，面目模糊，人们生出各种猜测：一个假借女人之名的男人，一对夫妻，还是几个人？
《巴黎评论》的一对夫妻编辑带着他们的女儿——哈，这种家庭式采访可不多见，被采访者要多信任采访者，才能如此？——接受了埃莱娜的邀请，在那不勒斯开始了访谈，同时庆祝“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是其第一部）最后一部的出版。
那更像一次意大利旅行。从那不勒斯开始——埃莱娜原本打算带采访者看看“埃莱娜和莉拉”生活的城区，后来改变了主意，因为小说里的地方“只能在文本中看到”。他们一直聊到深夜，第二天，海鲜大餐时，继续；后来在罗马，“我们在家里喝着花茶接着聊”——你能想象这样的情形，时间过得飞快，而交谈意犹未尽。要知道，采访对象可一直躲避公众，不愿“识得庐山真面”呢。
当小说中的女主角和作家同名，并且有着某些类似经历时，我们很容易将其当成作家的自传。读者一定好奇，《我的天才女友》中的“埃莱娜”和真的埃莱娜有多像？作家却告诉你，那些都是“脑子里盘旋很多年的碎片，突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故事，但我没法把它忠实地讲述出来”。
好的访谈者一定是好的读者。和作家交流创作经历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底，起码，你得对他（她）的作品了如指掌，连一些被作家本人忽视的细节都要“牢牢抓住”，因为它很可能是映射真相的潜意识表达。除此之外，你还需要有所比较，同时代的作家，不同时代的作家，小说，诗歌，电影……每每读到采访者所写的访谈前言（姑且这么叫吧），我都心生敬佩，这些短短的文字，其分量不比被访者厚厚的作品轻，至于那些提问，更得见功底，不然，一个大家凭什么要“暴露”自己，回答你那些暗藏锋芒的提问，将个人隐私公之于众？
确实涉及个人“隐秘”。比如珍妮特·温特森，比如简·莫里斯。
珍妮特直言不讳：“我确实厌倦了不停地被撕成碎片，厌倦了他们以一种恶意的、试图摧毁我的方式暴露我的私生活。”出版了《写在身体上》《艺术与谎言》之后，珍妮特和媒体有过很多不愉快的经历，她搬离了伦敦，“实在不想再待在那个鱼缸里”。主流文化对离经叛道者的批判和“窥视”让她忍无可忍——有个著名的假新闻就是对作家在巴黎“扎眼”住所的探访——是啊，她凭什么住在那样的房子里？
对抗庸俗有时就像对抗“正统”一样，需要勇气。一个被基督教家庭领养，作为后备布道者、最终脱离“正轨”的女子，如何写出《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这样的“惊世骇俗”之作？她怎样构思一本书，又有着什么样的创作理念？——请注意，如此抽象化的提问很愚蠢，《巴黎评论》的访谈者会巧妙地将它化作一个个具体问题。
还有简·莫里斯。这个报道过人类第一次攀登珠峰、走遍世界的人，其性别改变前后，作品呈现出怎样的不同？如果你对作家变性的经历感兴趣也无妨，《Conundrum》（中译名：《她他》）会告诉你，虽然莫里斯“宁愿把整个事件以‘那个谜’简单地带过”。访谈者对此并无避讳，可他更关心创作本身，以及性别的改变会对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一本《巴黎访谈》是“女作家访谈”，不管你承认与否，女作家比男作家更容易引发关注和争议。当然，访谈中也有“坑”，你不时能看到高手过招时的“刀光剑影”。来，谈谈你对某位同行的看法。溢美之词通常是最安全的，不过，作家的个性你知道，他们往往敏锐、尖刻、好胜、特立独行。有人曾问珍妮特·温特森，谁是在世最伟大的英文作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珍妮特·温特森。尤瑟纳尔不喜欢同样写作“同性之爱”的科莱特，认为她“在处理情色的时候，经常堕落到巴黎门房的水准”；萨洛特提起波伏娃时，更狠，说她“生性冷淡”“无法忍受萨特和任何人发生知性关系”。
我不禁想，要是把这些女作家们聚在一起，会是怎样一出好戏？
萨洛特说：“我觉得在艺术上我们都是雌雄同体”。她有三个孩子，却“总是有足够的时间”，并且“不相信中产阶级女性说她们不写是因为有孩子”；佩雷坚称，世界上有两种人，有孩子的和没有孩子的。“如果你很穷的话，根本没有写作的可能”。埃莱娜认为，“男性小说传统提供了丰富的、构建性的东西，我觉得女性小说缺乏这一点。”
作为访谈者，你可能不喜欢这些观点，不时有争辩的冲动，要是针锋相对，那就大错特错了。小心巧妙地把你的想法不露痕迹地藏起来，藏在你那些充满诱惑的问题里，等待作家“入坑”。
温特森说自己是伟大的作家，你怎么理解伟大？没准，我会这么问。
有点儿坏，可不是吗？
（冯雪梅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