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起汉译法国文学的一块天地
提起莫里哀的翻译，我很喜欢韩石山先生在《李健吾传》里提到的一则轶事。早先因为上海暨南大学的聘任，健吾先生三十年代游学归来后不久就在上海安顿下来，陪着上海一起渡过了抗战的“孤岛”时期。因为出身，也因为上海期间的一些特殊事件，健吾老师在上海并不完全如意。所以，即便作为上海剧专的创始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本应该发挥他能力的位置。好在他在郑振铎先生的帮助下，回到了北京，进入后来成为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但是，就在他才离沪返京后不久，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戏剧专家来北京上海两地的戏剧学院讲学，有苏联专家提到中国“没有一个人懂得莫里哀和莎士比亚”，中央戏剧学院当时的院长欧阳予倩立刻反驳说李健吾能讲莫里哀。健吾老师讲的莫里哀给上海戏剧学院编剧师资进修班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他的讲解“简直像演一出戏”，“显示了他对莫里哀巨作的精通和表演才华”。可不是吗，除了评论家，剧作家和翻译家的身份外，他对莫里哀的精通，还因为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中学时候就以男扮女装的表演闻名戏剧界了。当《好笑的女才子》里的父亲高尔吉毕斯拿两个女儿没有办法道，“我用不着风度，也用不着风情”，当《讨厌鬼》里的大山劝慰老爷说，“老爷，乐中有苦，就是生活，天下不会样样事如意的。上天要世上人都有讨厌鬼，因为不然的话，人就太快活了”，这对白的节奏就已经明白地告诉读者，译者绝不是一个只知字字对译，完全不知舞台效果的硬译者，可再看着原文，就知道他也绝不是一个为了舞台效果而牺牲掉了法语（不要忘了我们将法语称作“莫里哀的语言”！）和莫里哀的译者。
今天，戏剧的翻译不再有当年的荣光，怕是也和戏剧翻译界不再有健吾老师这样的译者相关吧，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说小说的翻译并不见得要求它的译者也是一个小说家，戏剧的翻译恐怕还是要求译者有舞台的经验，有充沛的创作者的激情，有对词语的敏感，有把握文字游戏和体现游戏文字的能力。这样高的要求，健吾老师不在了，恐怕还真的难有后来者。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健吾老师的翻译就是无可挑剔的，就像任何人的写作都不是无可挑剔的一样。柳鸣九老师在《李健吾译文集》的序中说，“化派的主将几乎没有一个没受到过攻击”，健吾老师也不可避免。然而以“硬伤”或者“误译”为由诟病半个世纪之前的译者未免有些不厚道。试想，当年从北京到巴黎，健吾老师和他的老师朱自清先生走了半个月，这又如何可以和让世界几乎同步的网络时代相提并论呢？用心的译文，本着对作者的尊敬态度，本着对读者的负责态度，显然都是各有所长，用不同的方式，增加了目的语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况且文学翻译从来不是唯一的。我始终信奉本雅明的话，原文阐释的空间越大，就越会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翻译，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语言里。并不是因为先前的译者不合格的缘故。在健吾老师的身上，我们可以见到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他的译文仍然不失其趣味，也仍然拥有众多的读者，能与半个世纪之后的其他译文并立，能以一己之力撑起汉译法国文学的一块天地。
这块天地，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呈现给我们的十四卷《李健吾译文集》。韩石山先生在《李健吾传》里曾经说过，虽然他以为会到来的“李健吾热”始终没有到来，他坚信不疑的一点是，“不管再过多少年，总有喜欢李健吾的人”。我坚信不疑的是，作为晚学后辈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为此我想，我喊一声“健吾老师”，他一定会原谅我的冒昧。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袁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