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峻
清词和宋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略似宋诗和唐诗的关系：或与之对应、生发，或与之激荡、碰撞，在实践上，构成了一个富有意味的创作系统和诠释系统。
词之一体，盛于宋，衰于明，入清后竟又复振，艳称中兴。有清一代，词家辈出，流派纷呈，词作繁富，佳作林立，清词成为古代词史中继宋词以后的又一座高峰。清词为何能中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宋词遗产的总结与超越。清词和宋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略似宋诗和唐诗的关系：或与之对应、生发，或与之激荡、碰撞，在实践上，构成了一个富有意味的创作系统和诠释系统。所以宋词与清词间的关系在文学史上具有一种代表性，非常值得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但是缺乏一个统领性的命题。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宋词学研究》，明确提出了“宋词学”的概念，以此来统摄清人对宋词的各方面研究，综合考察清词与宋词间的关系，弥补了以前的缺憾，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问题意识：学术著作的“高贵灵魂”
如何判别学术著作的平庸与优秀呢？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提出了学科领域中的哪些新问题，并且通过论证来表达作者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术创新”或“学术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读《清代宋词学研究》，可以说是“问题”不断。作者没有做通论性质的泛泛而谈，而是用一个个问题来引导全书，提出了经典化、统序观等富有启发意义的词学新命题。
举个例子，清代词学中的统序问题，以前的词学研究很少有人涉及。中国古代，政有政统，道有道统，诗有诗统，文有文统，那么有没有词统呢？换个角度看，清代词人无论是发布新理论，还是创建新流派，为何都要标榜自己源出宋词中的某家某派呢？像大名鼎鼎的朱彝尊，看不惯由明入清的那股浅俗香艳的词风，试图用“醇雅”的理论来作改革。但在清初，陈维崧、王士禛、纳兰性德等名家各树一帜，凭什么就由你的“醇雅”理论来号令词坛呢？身为经学家的朱彝尊明白一个道理，圣人之道的传衍之所以具有天生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是因为它有谱系，也就是有统序。所以朱彝尊也要为自己的“醇雅”理论建构一个统序。经过对两宋词史的梳理和对比，朱彝尊选择了南宋的姜夔作为“醇雅”理论的最高典范，又附之以张炎、周密、王沂孙、史达祖、高观国等词风相近的南宋词人，构建出了所谓的“醇雅”统序。这样一来，朱彝尊的理论就显得深厚而有号召力，很多清人表示认同并追随，由此促生了日后一度笼罩词坛的浙西词派。
历史有时惊人的相似。浙西词派发展到清代中期，填词“不足于情”的弊病日益严重，它自身也成为别人想改革的对象。此时常州词派乘势而起，高倡“比兴”“寄托”理论，重新树立起了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这四家宋词典范。此前学者在论及这一现象时，大多简单归为词坛审美旨趣的转移，其实这种转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常派词人为证明自身理论的正统性，同样要依托宋词传统，在选择新的典范词人的过程中，也就构建了新的统序。这一番操作与先前朱彝尊如出一辙。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清人对宋词统序的建构或调整，往往是清代词派更迭与词史演进的重要标志。
与建构统序紧密相关的是经典化的问题。姜夔是如何成为宋词经典的？虽然他在南宋词坛已经很有声望，但在元、明两代却铲迹销声，若非朱彝尊的重新发现，将其奉为南宋“醇雅”统序之祖，白石词恐怕难以在清初重登经典的坛坫。再如张炎，他在宋末元初的知名度并不高，宋末周密编选《绝妙好词》时只收录他的三首作品，入选数量和比率都远逊于姜夔、史达祖等南宋词人。但是随着朱彝尊在建构“醇雅”统序时将其置于“亚圣”的位置，张炎的地位得以迅速提升，逐渐与姜夔平起平坐，同列经典。作者认为宋词是在清代完成经典化建构的，像朱彝尊这样富有审美眼光的“发现者”以及所建构的宋词统序的权威性，都对宋词的经典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论断很有见地。
如果说作者的问题意识是学术著作的“高贵灵魂”，那么《清代宋词学研究》应该是一本有灵魂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