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研究
30余年来从事蒙元史、藏学和佛学研究的学术经历，让我对作为方法的语文学实践有了切身的体会。与对“热爱智慧”的哲学相比，我无疑更亲近“热爱言语和文本”的语文学。虽然自己的学问还达不到印藏佛教语文学所树立的标准，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始终服膺和推崇语文学的风格和精神，亦常以语文学家自许。出于这份对语文学的信念和坚守，我自觉地将对文本的解读和分析作为任何学术实践的起点，久而久之，我自己的学术研究越来越不受文史哲等学科分野的限制，由此也越来越确信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都应该是语文学研究。
在今日学科划分越来越精细，跨学科研究成为一个响亮的学术口号的前提下，我们大概无法再让人文科学重新回到那个文史哲不分家的语文学时代。尽管语文学对于人文科学的意义就如同数学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一样，但语文学恐怕也难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重新回到21世纪的世界一流大学中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语文学确实是“现代人文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源头”，虽然语文学不可能替代文学、历史和哲学／宗教研究，但是，文学、历史和哲学／宗教研究都有必要回归语文学，因为语文学过去是，现在也依然还应该是现代人文科学最基本的学术方法。
今天，不管是中国大学中的“中国语言文学系”，还是北美大学中的“东亚语言文学系”，我们似乎都理所当然地把它们看成是从事语言和文学教学、研究的学术机构，我们习惯将literature理解为偏语言艺术的“文学”。其实，literature一词源于拉丁文litteratura，本意指写作、语法与学问。在西文语境中，literature更多是指作为知识载体的“文献”，例如英文中说Tibetan Literature，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藏文文献”，而不是指“西藏文学”。语文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和文献（文本），故中文系或者东亚语文系应该就是从事语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机构。
从近现代人文科学学术史的角度看，“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正是以语言和文献为研究对象的语文学的最直接的传人。语文学是一门带着人文和历史关怀来研究人类语言和文献的准科学，它既有科学理性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推测的维度。进入20世纪之后，语文学开始裂变为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两大各自独立的学科，前者向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而后者则越来越朝着人文和历史的方向进步。随着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语文学便渐渐在学术体制内消失了。可是，语言学不断增长的科学性和技术性，使它渐渐失去了人文性质。而文学研究则因过分强调阐释的力量，不再给文本以应有的地位，逐渐沦为一门没有学术聚焦点的、无所不包的人文学科，且日渐远离科学理性，与精准、严密的文本语文学形成强烈的对照。这大概就是为何时不时地都会有文学界的大佬们，如保罗德曼（1919-1983）和萨义德（1935-2003）等，站出来呼吁文学研究要“回归语文学”的重要原因。
总之，语文学是现代人文科学的源头活水。在现代人文科学体系中，任何学科，哪怕是神学或者哲学，都必须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否则就难以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的人文研究。虽然语文学的人文科学研究于形式上并非都必须采用前述印藏佛教语文学的做法，但是，它至少要求每个人文学者都必须坚守语文学的核心实践，即要求学术研究必须从语言和文本出发，必须将文本放在它原有的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对它做出合理和正确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