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隋书》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影响深远。资料图片
1973年，点校本《隋书》第1版问世，自内而外都散发着来自那个时代的气息。在以“中华书局编辑部”名义撰写的《出版说明》中，没有留下点校者的名字，更没有编辑的姓名。版权页上，中华书局的地址是“北京人民路36号”。如今，“人民路”早已恢复了“王府井大街”的旧称。
时隔40余年，作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一部分，点校本《隋书》修订本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版权页上的地址更换为“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自不必说，在卷首的《隋书整理人员名录》中，不仅罗列了修订组成员、编辑组成员的名字，而且郑重其事地把原点校者的名字放在最前。如果有细心的读者把这个修订本与1973年版的点校本详加比较，还会发现：原有的803条校勘记，删去了80余条，又新增了1660余条，还有数百处的标点改订。
85卷的《隋书》影响不及“前四史”，规模不及《宋史》《明史》等大部头，然而，其点校、修订的历程却也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与学术的发展。
1.十年工夫，正常速度
从公元581年杨坚称帝到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隋朝享国不足40年，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堪称短暂。不过，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隋书》，记事上及南北朝，影响延至当代，其所承载的民族记忆远远超越了历史年表的框限：祖冲之的圆周率计算结果，记录在《隋书》；研究“均田制”的史家，无法忽略《隋书》的记载；传统典籍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由《隋书》确立……标点、校勘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书，找到合适的整理者，至关重要。
“《隋书》原由汪绍楹先生点校，已完成初稿，并写出校勘记，汪先生逝世后，即由我继续点校，并整理汪先生校记稿……”已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阴法鲁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点校《隋书》的经历。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中，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汪绍楹，不仅点校过《隋书》，还参与了《魏书》点校，但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
“汪绍楹先生没有固定职业，当时应出版社之约点校一些古籍，近乎给人打工的做法。”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曾专门撰写文章回忆这位对古籍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的“古籍整理专业户”。虽然身后寂寞，但今天人们阅读的《太平广记》《艺文类聚》《搜神记》等古典名著的点校都是出自汪绍楹的手笔。
接续汪绍楹点校《隋书》的阴法鲁，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以古代音乐史研究而闻名。除了这两位一时之选，还有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史专家严敦杰负责《律历志》和《天文志》的点校，天文、历法是更为专门的学问。
珠玉在前，修订本如何在保持原点校本成果的基础上，展示古籍整理新规范、体现当代学术新进展？担子落在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玉贵和孟彦弘的肩头。从2009年的修订方案专家评审会，到2018年的定稿会，再到2019年正式出版，十年倏忽而逝，年过花甲的吴玉贵退休后已转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工作，孟彦弘也到了知天命之年。
“点校古书，就是个熬工夫、耗时间的事。一句句读、一字字对，阅读速度就那么快，想再快，也不可能。十年，是个正常速度。”孟彦弘说，虽然现在有了古籍数据库，查检古书方便多了，但从宋至清九种版本的《隋书》以及《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史料的过眼比对，是无法省略的，“学者引用古籍文献，只需要引用读懂了的或自认为读懂了的；读不懂的，可以不引、不用。但点校古籍就不行，不能挑、不能选，就得一句句、一字字地过。好在，我们做的是修订工作，是在前人的成果上往前走，省事多了。”
花工夫的，除了点校工作，还有专家审读以及修订组、编辑组反复的讨论，“三校一通读”的编辑流程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句话一句话地读，十年过去了，一部新的点校本《隋书》问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