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蒋方舟著《东京一年》，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回到东京的公寓。看到电梯里贴了“失物招领”，画着一个印着风景和猫的手帕。我的公寓管理员是两三个70岁以上的老爷爷。每次他们在公寓里捡到遗失的物品，总会认真地画“失物招领”，用灰度深浅不一的铅笔。画里能明显看出一笔一画和用橡皮反复擦过的痕迹，画风严谨，进步明显。感觉每次公寓有人丢东西，这些老爷爷都非常兴奋，觉得可以大展身手了。
在日本待得久了，我锻炼了一个技能：增强了对老人的适应能力。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的四分之一。我见过的出租车司机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周末去美术馆看展览，四分之三的游客是老人；甚至去看脱衣舞，也有一大半的观众是老人。
在别的国家，我很少如此频繁地看到老人。记忆犹新的是几年前去波兰华沙，整整一个上午没有见到一个老人，全是背心短裤古铜色长腿的少女，让我疑心老年人被集中销毁了。
在北京也一样，老年人的活动场所和出没时间几乎是与社会脱节的。他们只有在早晨六点到年轻人出门上班之间的一段时间会在公园和家属区出没，其他时间少见踪迹，更不要说在公众场所见到身为工作人员的老人了。
人皆有一死，在死之前，人皆有一老。但人在变老之前，心理的自保机制让我们不愿面临老之将至的场景，想象中的老态也都是岁月静好，体面地坐在轮椅里看夕阳之类。而因为日常生活中少见老者，愈加难以体会他们生活真实的常态。
相对于在家里帮儿女带孙子的中国老人，日本的老人要过得丰富很多。2011年我去登乞力马扎罗山，同时间有一队日本老年登山组，平均年龄在65岁到70岁之间，他们如同行军蚁一样敏捷有序，超越了一队队各国年轻的登山者，迅速登顶。
看了日本的老人，我总觉得自己过去对老年人生活的想象过于贫瘠，总想着他们是被抽干了人生意义的人类，但其实他们也有丰富的情感与恋爱。
好几年前看过大漫画家谷口治郎的一部漫画，叫作《老师的提包》，改编自川上弘美同名的获奖小说。讲的是37岁的单身女性月子在小酒馆里与过去的国文老师相遇，两人展开一段忘年恋的故事。故事里丧偶的老师已经七八十岁，是彻头彻尾的老人了。因为年纪的关系，两人彼此之间的试探总是很小心。月子不是一个热烈而不管不顾的女性，她也深知这段感情的现实压力，尝试着与年貌相当的昔日同学恋爱，最后却依然回到温柔如静水的老师身边。只有在老师身边，她才是那个毫无压力地以37岁“高龄”讲自己童年幻想的孩子，那个因为忘记了松尾芭蕉的俳句而被轻轻责备的女学生。
月子总听老师讲前妻的故事，可在这样的故事里，连情敌都不是情敌，而是一部分的老师。月子从老师家中清冷的布置、普通的火车陶瓷中努力去汲取他人生的细节，了解她的爱人。
想起曾听人说起国内一对著名的老少恋夫妻。友人在美国开车载这对夫妻游览，老人看着熟悉又陌生的景物，年轻的妻子在旁边说：“你××年在这里读的大学，做了怎样的研究……”她在他人生的尾声才进入他的生活，把自己建成了他的一个活着的博物馆。
漫画里最真实的部分，是两人正式交往之后，老师因为担心自己的性能力而始终没有和月子发生关系。两人吃饭时，老师说：“我真的觉得非常过意不去。”月子可以邀请老师试一试，可以说自己并不在意，甚至可以说只要亲吻和拥抱就可以了。但她终于什么也没有说，两人看着锅里的豆腐慢慢煮烂。
因为这个细节，这个故事就不仅仅是一个耽美理想化的纯爱故事，而被撕开了一个残忍的口子。
两人交往三年之后，老师病逝了，临死前把随身携带的提包给了月子，包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描述老人的恋爱，另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的小说是川端康成的《山音》，讲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年过花甲的信吾先生看着周围的朋友逐渐死去，家庭生活单调无聊。在这样没有出路的生命困局中，唯一的亮色是儿媳妇菊子。菊子的丈夫——信吾的儿子在外包养情妇，菊子的生活并不幸福，她对于信吾也有一种孩子般的依赖。
两人的情感淹没在大量生活琐事的描写里，隐蔽得几乎不能被发现，其中最露骨的情感描述，不过是菊子天真地对信吾说：“今后凡是爸爸你看到的东西，我都要注意先看看。”信吾立刻想到自己一生没有过这样的情人。
信吾在秋天柔和的光线下，从背后打量着菊子从下巴颏儿到脖颈的线条，优美得无法形容的少女的线条。信吾因为预见这种少女的风采会因为线条的膨胀而消失，不禁黯然神伤。
没有永生不死的少女。
川端康成说：“一生中如果能写出一位永生不死的少女，那么我就此结束也可以了。”
如果没有先入为主的道德感，你会发现川端康成描述的老年人对于少女的欲望并不恶心。或许是因为他推翻性爱之情与崇敬之情间的屏障，他笔下少女对于老人的吸引力，不是年轻的身体，而是她们的象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