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这些工薪族及其家庭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与保障，构成了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涌现的“新中产阶级”。他们是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象征，取代了老中产阶级并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
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著名学者傅高义根据其在东京M町的田野调查，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近几十年来关于日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几乎都建立在该书基础上，直至今日还在日本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这一日本研究奠基之作，经典但不枯燥，那么《日本新中产阶级》则是活泼的小品，展现了一幅穿插八卦轶事的新中产生活全息图：夫妻、婆媳、亲戚关系，职场上的苦熬与交际，年轻人恋爱和相亲的苦恼，盼望孩子闯过重重考试、出人头地的父母心……种种描述生动而微妙，文化相近的中国读者更能感同身受。
本文节选的，是书中的第三章，原标题是“通往工薪族之路”。
《日本新中产阶级》田野调查照
地狱般的入学考试
没有什么单个事件——或许除婚姻之外——能够像入学考试那样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没有什么——包括婚姻在内——需要如此长年的规划和艰苦的努力。由于所有的大学、高中以及部分私立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以入学考试来筛选掉大部分申请者，同时这些考试向所有人开放，竞争非常激烈。对M町的居民而言，通过考试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就好像让骆驼穿过针眼那么困难。事实上，为这些考试所做的准备是无穷无尽的。正常的孩子们学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日本的教育者们谈及日本教育体系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的教育系统要求孩子们为了考出好成绩，牺牲他们的快乐、牺牲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性。这些困难重重的准备过程组成了一个“过关仪式”，一个年轻人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来证明他具备成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日本人通常把入学考试叫做“試驗地獄”，其字面的意思是“考试地狱”。
M町的年轻人之所以甘心忍受这一类的折磨，是因为他一旦成功，就能够加入一家成功的大公司，终生前景无忧。要入职一家这样的公司，他必须进入一所好大学，而要进入一所好大学，他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要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得接受好的训练，要得到这种好的训练，他又需要通过优秀高中的入学考试。因此，成功最终既不取决于智商，也不取决于学校的成绩记录，更不取决于教师的推荐，而是取决于入学考试。
尽管这对于参与者是个悲剧，但考试系统的运作还是自有逻辑。由于公司对年轻人的未来有所承诺，也由于当下日本商界存在的激烈竞争，公司必须仔细地选择有非凡前景与能力的年轻人。大公司招人的数字如此庞大，公司官员的私人社会关系如此复杂，以个人的判断标准作为基础来选择申请者是不可能的。一家公司有如此之多的雇员，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迫使公司选择他喜欢的候选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一个较为普适性的判断标准的价值和便利性。日本社会对哪些大学最为出色有高度的共识，因此，这些公司也认为，在选择雇员时，候选者所就读的大学和他们的入职考试成绩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由于排他性，不只大学的相对地位，甚至它的生活方式，都日积月累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一所重点大学里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在同一机构获得学术训练，很难想象一个教授从一所重点大学跳槽到另一所用人机构会根据大学的声望来选择申请者，使得这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年轻的申请者知道公司青睐哪所大学，会根据这一点选择就读的学校。企业根据高校来选择人才，这一传统因此也得以维系。
一家大公司通常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雇用年龄较大的雇员，即使这样，他们也总是为年轻雇员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更多的加薪机会。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公司预期的自我应验”（self-fulfillingaccuracy to the company’s predictions）。换工作的人被认为是投机主义者，较少为公司的利益全心奉献，公司则感到直接接受那些来自大学的雇员是很合理的，这使得工作经验不再与录用标准相关联。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入学考试的影响力如此巨大，想要谋求一份好工作绝不可能是唯一的解释。如前所述，对保障的追求也是原因之一。成年人已经在人生中经历种种变故，而现在都市里已经家有儿女的父母在年轻时也都曾经历寻找稳定工作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寻求安全感的心态。对城市居民来说，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带来的安全感，有些类似于土地与地方社区的归属感带给农民的安全感——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保障。就像是土地被视为家庭代代相传的未来保障那样，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也提供了长期的保障，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
现在，日本社会为那些富于冒险精神的、有天赋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机会，特别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如电器行业、广告行业、娱乐行业和对外贸易等等。在这些领域，新的小公司可以提供比大机构更高的薪水，但绝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冒失去保障的风险，但对那些没有通过名牌大学入学考试的人可能就另当别论了。
即使一个人愿意进入小公司工作，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还是会使他更容易得到一份理想工作，日后也更容易获得跳槽的机会。一旦通过一流大学的入学考试，就无需担忧毕业问题，因为进入这所大学本身就意味着成功，除非行为特别出格，或是无法完成学业，否则学校通常不会让学生退学。与美国的州立大学一年级新生的高退学率相比，日本的大学中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学生们不会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事实上，进入某一所大学基本就意味着归属某个群体，它清晰无误地确定了人们的未来流动。
尽管名牌大学的学生自然向往任职于最好的机构，但实际上他们毕业后进入的公司和政府机构间的阶层地位差异并不显著。与一个人能否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或是被一所有着良好声望的大型机构所接受相比，在公司里所取得的成就差异空间同样也不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在公司里获得的晋升只取决于进入公司的时间。所有新人都在每一年的同一天进入公司，通过统一的训练科目，在工资、职位等大部分事务上待遇相当。雇员们虽然各司其职，但相对于技术和能力，在决定级别和工资时资历依旧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旁观者而言，雇员的地位取决于他何时入职，很少受到公司里岗位差异的影响。
有些毕业生来自一般大学，在他们入职大公司或是政府机构之后，与那些就读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有些人觉得校友圈不像战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但老校友青睐自己学弟的情况仍然十分明显。尽管彼此意见不同，性格有异，但就读于某一所特定的大学（有时甚至是大学里特定的一个系），会对彼此更加忠诚，他们有着类似的工作态度，合作时也更为亲密无间。
本项研究聚焦于年轻男性以及他进入大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但对年轻女性来说，同样也有类似的考量，尽管她们的职业是婚姻。总体而言，年轻女性较少像男孩们那样担忧自己的成绩。一些人甚至会质疑，姑娘们就读于最具竞争力的男女合校的大学是否会让她成为一个好妻子。许多女孩不愿意去男女合校的学校就读，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和男生一样努力以跟上学业。好一些的女校更具吸引力，但进入这些学校也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即使在日本的大城市里，婚姻选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条件，而不是单纯地取决于年轻男女之间的浪漫关系，由此就读的学校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甚至比家庭背景这类先赋性因素还重要。实际上，就像女方炫耀男方就读的名牌大学那样，男方家人也会炫耀女方来自一所知名的女校。因此，对女孩来说和男孩们一样，入学考试都至关重要。
以M町居民的观点来说，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不仅先在地取决于他的出身，也取决于他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时机。对那些渴望成为新中产阶级一员的人来说，向上流动的机会取决于他的青春期后半程。据统计，日本是世界上二十岁前后的青少年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年段则呈下降趋势。这一数据毫无疑问与年轻人在人生中的这一短暂时期所承受的获得社会地位的压力如此巨大有着密切关系。在大学阶段获得入场券，为自己的未来寻求一个好的开端，无论成败与否，都被视为未来命运已定。因此，即使是最具天赋的孩子，也被失败或是对失败的恐惧深深困扰。
家庭的付出：母亲的投入
考试的成败不只关乎考生本人，更与一个家庭成败休戚相关。父母和子女共享着参加考试的自我牺牲、焦虑、激动和悲喜。人们假定孩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父母的帮助；而社会的观念则是，孩子的成败，同样也是父母的成败。但在考生之外，卷入最深的是他的母亲，当听一个母亲说起孩子考试的情况时，人们甚至觉得，她正在经受甚至比考生本人更大的折磨。
从一年级开始，一个孩子就要每天带着书包回家，这样，他就可以在母亲的帮助下完成每天的功课。即使家里暂时雇用了一个家庭教师，最终，辅导孩子完成作业（或者，从孩子的观点看是盯着他们完成作业）的责任还是落在母亲头上。这一工作通常非常困难，孩子们因此无法在没有母亲辅导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功课，而一般来说母亲也无法在不做准备的情况下完成这项工作。由于绝大部分M町的母亲只读过小学，或最多是战前的“女子学校”（相当于新教育体系的11年级），也由于战后的教育改革极大地改进了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对母亲们而言，即使是小学的功课，辅导孩子也并非易事。许多母亲在孩子上课的时候阅读他们的教材和其他课本，还有人会向家庭教师或学校的老师咨询，以跟上孩子们的功课进度。对于母亲们来说，超前于孩子们的功课进度并不容易，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
母亲渴望孩子们取得成功，并不仅仅是为孩子考虑，也是在为自己着想。在家长会上，面对一大群母亲，老师往往会根据孩子们的表现表扬或批评孩子的母亲。在某些特定场合下，当自己的孩子演出之时，母亲要站在孩子的身后，而台下则是观看表演的其他妈妈和孩子。因此，对于演出的评价既是针对孩子的，也同样与母亲相关，因为人们认为母亲应该督促孩子，按照老师的指示在家里进行练习。
无论是在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母亲聚会场合，孩子们的表现都常常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很多孩子穿着学校的校服，它就像军队制服一样显示着地位的高下。一些学校会在公告牌上张贴班级成绩排名，或者根据学习成绩来安排座位。但即使学校不作这样的公示，很多父母也有办法了解孩子的名次。当同班同学的妈妈们聚到一起，通常情况下，彼此都对其他孩子的学习状况心知肚明，孩子成绩一般的母亲通常会仔细地倾听孩子成绩较好的那位妈妈说些什么。而后者即使努力地表现出谨慎、委婉或谦虚的样子，也很难克制住不去炫耀孩子的成绩。例如，她可能很不经意地提到孩子在得到老师的表扬后计划专攻某个领域，或是描述如何对付孩子的一些有效技巧，说起因为这些技巧，孩子们现在表现不错。又或者，她会鼓励另一位母亲，描述自己的孩子也曾一度无论怎么敦促都不求上进，但现在却突然有了良好的表现。
孩子的表现非常重要，它决定了母亲的地位。例如，当学校试图为那些有发展障碍的孩子推荐一些特教班时，父母会非常抵触把孩子送进去，因为这就等于给孩子贴上了污名的标签。他们会四处奔走，恳请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常规班级，因为对父母而言，让孩子上特教班是件非常丢人的事。
即使是那些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家庭，也无法避免母亲之间这种建立在孩子成绩之上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流阶层的母亲面对的竞争甚至可能更为激烈，因为她们总是期望自己的孩子胜过其他的孩子。有一些母亲由于担心自己的孩子比不上出自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脸面上过不去，宁可让孩子停掉音乐之类的无关紧要的课程。
母亲们的地位会随着孩子考试成绩的好坏起落不定，但这类起落一般并不明显，因为家庭和社区通过成绩的好坏和预考的表现，对一个孩子在考试中表现如何已经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不过有时还是会有意外的惊喜，而母亲们也总是满怀期望，希望孩子会被一所以难进著称的学校录取，然后，自己家在社区的名望就会随之上升。
对母亲和孩子的评价如此紧密得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成功属于孩子还是母亲，或功课是孩子还是母亲做的，都眉毛胡子混在一起。暑假里，孩子们每天都要做作业并完成一些选修项目，并在开学时交上去。那些做得好被老师表扬的作业，众所周知部分或几乎全部是由母亲做的。尽管绝大部分母亲对“妈妈做的作业”持批评态度，但她们仍然觉得必须帮助自己的孩子不落人后。许多母亲很清楚地认识到，母亲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过度介入颇具危险，这会导致结果成为针对母亲的教育而不是孩子的学习。也会有很多有见底的母亲担忧这样会让孩子变得做作业时过于依赖母亲，失去自己的创造力。但是，也有人认为辅导孩子做功课并不会干扰孩子的学习，他们觉得，孩子需要指导，他们的帮助使得孩子们能够更充分迅速地吸收知识。
认真负责的母亲对孩子寄予无限希望，但也会意识到，欲速则不达。然而，一些母亲过于希望获得他人的赞美，以至于为了让孩子的成绩更快地上升而不得不督促孩子努力学习。即使母亲会使用各种小手段，努力在孩子的实际能力和自己的期望之间达至均衡，但她为孩子考试成功而付出的巨大努力，毫无疑问孩子也会感同身受。
考试的膨化
只有分析了与入学考试相关的各种制度及实践，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入学考试会受到如此重视。然而，M町的居民觉得这个制度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自己成了考试制度的奴隶。他们为那些被迫过着严酷生活的孩子感到悲哀：孩子们被剥夺了快乐，被剥夺了音乐、运动、自己的爱好、电影、电视，无法享受阅读的愉悦。例如，一个女孩说，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之前，她闲暇时间的活动只是偶尔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在百货公司逗留一小会儿。由于有考上学校之后生活会稍微轻松些的希望，这种苦行主义还不算那么让人难以忍受——听上去倒和传统农民的看法差不多。准备考试之所以痛苦，不仅因为一个人必须为此做出牺牲，还因为除非他通过了升学考试，否则，那种担心自己无法成功的焦虑和恐惧感，至始至终都高悬在年轻人的头顶上。
毫无疑问，在这个苦行主义的阶段，这些学生会吸收大量的知识，他们不仅要掌握自己的本国语言、文学和历史，还需要学习英语，并熟知欧美历史和文化。数学和科学课程的要求较之美国的学校也要高一些。
但与此同时，学生们必须牺牲那些无法以入学考试来衡量的学识。例如，因为考试是以笔试而非口试的方式进行，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就不会练习日常对话，而是将精力集中于阅读，在语法中获得高分，以及在某些个案中，他们会更关注那些可能在考试中出现的学术表达方式。中学老师抱怨说，学生们对与科学紧密相关的实验室课程不感兴趣，因为考试的方式是阅读考题然后纸面答题。由于考试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一个在某领域显现出强烈兴趣的孩子可能受到老师的鼓励，但他的家长则试图让他的学习兴趣更广泛一些，这样他才能够在其他的科目中进行充分的考试准备。由于多选项方式的考试无法衡量原创性的、富有创造力的思想，考试的重点只是记忆而已。
即使不参加考试的学生试图模仿考生的学习模式，他们也会觉得有失落感——被班上的尖子生在竞争中抛在身后，又受到学校老师的忽视。由于在这个阶段不允许学生退学，学校理应为家境较差的孩子进行补习。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穷孩子们常常抱怨说，学校的补习课程提供给了那些要准备高难度考试的尖子生。一方面人们希望学校去帮助那些想做兼职的孩子，帮助他们在读完9年级之后找到工作，另一方面这类学生却觉得他们被忽视了，因为学校对安排那些会继续学业的学生更感兴趣。即使是那些没有抱怨的家庭也会烦恼，他们的孩子失去了成为工薪族一员的机会。
在绝大多数现代社会里，教育青年的工作不是在家庭而是在教育系统中进行。但是，对于这些工薪家庭来说，教育既在学校，也在家庭中进行。在某种意义上说，家长成了教师的助理，为老师们检查作业，帮助教育和训练自己的孩子。因此，在很大意义上说，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师生关系。母亲必须监督孩子，给他布置功课，检查作业，给予必要的惩戒以促使他完满完成功课。然而，在许多工业化的社会里，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更严格地限制在基本的社会化过程之上，主要是提供情感上的帮助，而在M町的工薪族家庭里，他们必须接受另一项额外的工作，其目标是母子协力为考试作准备。
书名：《日本新中产阶级》
丛书名：傅高义作品系列
著者：[美]傅高义（Ezra F. Vogel）
译者：周晓虹周海燕吕斌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