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莱蒙托夫尚在，就不需要我，也不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列夫•托尔斯泰
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
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担，
定将压得人在碌碌无为中衰老。
我们刚跨出摇篮就足足地占有
祖先的过错和他们迟开的心窍，
人生令人厌烦，好像他人的喜筵，
如在一条平坦的茫茫旅途上奔跑。
真可耻，我们对善恶都无动于衷，
不抗争，初登人生舞台就退下来，
我们临危怯懦，实在令人羞愧，
在权势面前却是一群可鄙的奴才。
恰似一只早熟又已干瘪的野果……
不能开胃养人，也不能悦目赏心，
在鲜花丛中像个举目无亲的异乡客，
群芳争艳的节令已是它萎落的时辰！
我们为无用的学问把心智耗尽，
却还嫉妒地瞒着自己的亲朋，
不肯倾吐出内心的美好希望
和那受怀疑嘲笑的高尚激情。
我们的嘴刚刚挨着享受之杯，
但我们未能珍惜青春的力量，
虽然怕厌腻，但从每次欢乐中，
我们总一劳永逸地吮吸琼浆。
诗歌的联翩浮想，艺术的件件珍品，
凭醉人的激情也敲不开我们心房；
我们拼命想保住心中仅剩的感情——
被吝啬之情掩埋了的无用的宝藏。
偶尔我们也爱，偶尔我们也恨，
但无论为爱为憎都不肯作出牺牲，
每当一团烈火在血管里熊熊燃烧，
总有一股莫名的寒气主宰着心灵。
我们已厌烦祖先那豪华的欢娱，
厌烦他们那诚挚而天真的放浪；
未尝幸福和荣誉就匆匆奔向坟墓，
我们还带着嘲笑的神情频频回望。
我们这群忧郁而将被遗忘的人哪，
就将销声匿迹地从人世间走过，
没有给后世留下一点有用的思想，
没有留下一部由天才撰写的著作。
我们的子孙将以法官和公民的铁面，
用鄙夷的诗篇凌辱我们的尸骨，
他们还要像一个受了骗的儿子，
对倾家荡产的父亲尖刻地挖苦。
（［俄］莱蒙托夫《沉思》，顾蕴璞译，1838年）1825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少年赫尔岑在父亲的书房门前听到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亚速海边的塔甘罗格去世了。“我从没想到他会死，”赫尔岑回忆道，“前不久我还在莫斯科见过他，他刚从霍登广场阅兵回来，安详地骑在马上，面色和蔼，线条柔和，显得疲惫而伤感。我朝他举起帽子，他含笑点头致意……”
那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冬天。由于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子嗣，按俄国皇位继承法，应由其弟康斯坦丁继位。正当彼得堡的店铺中竞相出售康斯坦丁皇帝的画像时，却传来了皇储放弃皇位的消息。原来，当年亚历山大一世上位时，曾参与过谋杀他们的父亲保罗一世的阴谋，康斯坦丁不愿再登上那滴血的皇位。相互推辞了16天后，皇位继承权最终落入了老三尼古拉一世手中。紧接着又有消息传出：彼得堡发生叛乱了，加烈拉大街遭到了炮击。这次起义，由一些贵族军官率部发起，集合了约三千兵力，列阵在参政院广场。这些贵族军官曾参与过当年的俄法战争，亲历过欧洲的繁荣和俄国的落后，对沙皇专制政权早感不满，要求沙皇废除农奴制和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国家。然而起义仅仅持续了一天，就被尼古拉一世的近卫骑兵军镇压了。
随后便是全城大搜捕，乌云密布彼得堡。佩斯捷利上校、穆拉维约夫上校、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等起义领袖悉数被捕。大家都期待着被捕者能够减轻刑罚，因为宫中即将举行加冕典礼。善良的人们都认为，至少不会执行死刑，因为俄罗斯民族早已不习惯死刑了。事实上，自从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判处绞刑，一位发动政变的陆军少尉曾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判处死刑外，在俄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内，死刑是不存在的。保罗一世统治时期，顿河流域一些哥萨克叛乱，法庭判了两名军官死刑，但没人敢执行，最后奏请沙皇裁决。保罗一世说：“这些人统统是老娘们儿，他们想把死刑的责任推给我，这很好，谢谢他们。”然后他大笔一挥，把死刑改成了苦役。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虽然也曾因几首小诗流放过大诗人普希金，但总体来说还算清明，至少还没有专设的独立宪兵机构，没有对十二月党人的早期活动进行严酷镇压。然而尼古拉一世登基伊始，便将死刑引进了俄国宪法，并将五位十二月党人领袖处死。为此，克里姆林宫还举行了特别祈祷大典，以庆祝死刑的执行。皇亲国戚和大臣们都参加了祈祷仪式，广场上跪满了密密麻麻的近卫军，大炮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轰鸣。“绞刑架从来没有取得过这么辉煌的胜利，尼古拉明白胜利的重要性！”赫尔岑后来回忆说，“我那时是十四岁的孩子，混在人群中，也参加了这场祈祷。就是在这里，在这被血腥的祈祷玷污的圣坛面前，我立誓要为死难者报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反对这帝制、这圣坛、这大炮的斗争。”
除五人被判处死刑外，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奥博连斯基等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随着十二月党人被严酷镇压，整个社会舆论也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大家道路以目，不敢对党人们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唯有妇女没有参与这场背叛亲人的丑剧，”赫尔岑说，“她们屹立在十字架旁边，面对血腥的绞刑架而毫无惧色。”就如雅各宾党人卡米尔•德穆兰的妻子柳瑟尔，这位革命的奥菲利娅冒着死刑判决的风险，不肯离开丈夫半步，并最终被送上断头台；当行刺法王路易•菲利普的青年阿利波被押上断头台时，向他伸出同情之手的，是女作家乔治•桑。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也没有抛弃自己的丈夫，这些伟大的女性放弃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财产和地位，怀着对受难者不灭的爱，与苦役犯们一起踏上了严酷的流放路，去分担苦役犯丈夫的厄运。她们在俄罗斯大地茫茫雪原上艰难前行的身影，像圣女一般刻印在俄罗斯人心灵的底片上，成为他们勇气、善良、尊严等精神信仰的不竭源泉。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罗斯进入了最黑暗的年代——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三十年代”。这位踏着反叛者的血迹走上皇位的专制统治者，带来的不仅仅是五座绞刑架，还有数不清的流放、苦役和兵营，并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以及独立的秘密警察组织“第三厅”，并任命卞肯多夫为厅长。
十二月党人起义那年，莱蒙托夫才刚刚十一岁，正跟着外祖母享受南高加索的自然风光。他的外祖母出身于名门望族斯托雷平家族，与十二月党人领袖们多有联系。因此，莱蒙托夫虽未参与当年的革命，却是革命的“精神孤儿”。莱蒙托夫与赫尔岑算是同龄人，赫尔岑稍长两岁，两人虽交集不多，但成长的社会背景却是相似的。赫尔岑说：“他完全属于我们这一代。我们都太年轻了，没有能参加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我们虽然为这个伟大的日子所警醒，但所看到的只是死刑和流放。我们被迫沉默着，忍着眼泪学会了沉默不响，把自己的心思掩藏起来——那是什么样的心思啊！那不是使人开朗的自由主义、进步思想，那是怀疑、否定、充满了愤恨的思想。”“怀疑、否定、充满了愤恨”，这几个关键词不仅是那一代“革命孤儿”们的精神底色，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概括莱蒙托夫的诗学风格。
1828年，莱蒙托夫作为半寄宿生进入莫斯科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这也曾是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恰达耶夫等人的母校。在寄宿学校，他开始学习普希金和拜伦的诗歌，并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批习作，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我年轻，但心中沸腾着好多声音，/我一心向往的是能够赶上拜伦；/我们有同样的苦难，同样的心灵，/啊，如果是我们也有同样的命运。”这是他十六岁时写的诗，寻找着爱情，渴望着自由，梦想着不凡，同时又有一种对死亡的不祥预感。他曾屡次写到死亡：“我将怎样的结束这一生，我的心/将注定在何处漂泊，在什么地方/我将遇到可爱的事物、可爱的人？”（《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我哀求你！——用你仅有的眼泪/来悼念那具冰凉的尸体。”（《这一天将会到来……》）“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一个/还未可知还未可量的年轻诗人/同他一样，是人世放逐的流浪者，/但却深蕴着一颗俄罗斯的心。/我早早地开始了，将早早地收场……”（《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早早地开始了，将早早地收场”，莱蒙托夫凭借着青春本能所写下的诗句，仿佛是为自己的命运下的谶语。契诃夫就曾感叹道：“我无法理解，他还是个孩子，怎么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唉，要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那么死也瞑目了！”
1830年，莱蒙托夫考取了莫斯科大学思想政治系。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在俄国教育史上和当时几代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彼得大帝曾取消了莫斯科作为沙皇首都的地位，然而1812年后，拿破仑皇帝的进犯却使莫斯科重新取得了如首都一般的地位。悠久的历史、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远离沙皇，使莫斯科大学成为俄国教育的中心。当时的莫斯科大学有着很浓厚的哲学和政治氛围，学校成立了不少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如斯坦科维奇、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在校时都组建过社团，0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辑一黑暗时代的精神遗嘱0其中以尼古拉•斯坦科维奇的影响最大。这位贵族青年仪表出众，心智殊优，性情良善，在道德与知识造诣上都远胜侪辈。他传扬寂静主义，倡言黑格尔学说，像一位超拔的圣徒一般与诸友朋相游，可惜享寿甚短（二十七岁），身后仅留下数首优雅、褪色的小诗和数篇残篇断简。别林斯基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比莱蒙托夫早一年，1832年便因组织进步小组“十一号文学社”和创作反农奴制戏剧《德米特利•卡里宁》被学校借故开除。他真正成为大学生们狂热的精神偶像，是从1835年开始的，自那时起直至他去世的十三年间，他为各家报刊写下了几百万言激情澎湃的评论文字。赫尔岑与别林斯基同一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在校期间，他是个活跃人物，曾和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然而，当时校园里的政治空气已相当紧张，沙皇布置在大学周围的特务网络开始收紧，不少学生遭到逮捕、流放甚至突然失踪。莫斯科大学学生波列扎耶夫，仅因写了几首小诗便被沙皇送入兵营；克里特斯基兄弟，因对着沙皇的肖像咒骂，并挖去肖像上的眼睛而被捕，一人死于狱中，一人在流放地被害。赫尔岑和他的几个同学也因“企图组织秘密团体，发表犯法的言论”遭到了逮捕，并以“对社会有极大危害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几个青年学生干得成什么？还不是白白葬送了自己！”这是遭到流放的赫尔岑们最常听到的社会论调。世态炎凉，不由人不沮丧。事实上，自十二月党人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些政治小团体均未能成事，这一方面缘自尼古拉一世采取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团体力量的贫乏与目的之不明确。
事实上，恐怖主义吓不倒青年们，皮鞭、绞索和苦役只是给青年们上的一堂必修课，当他们从恐怖主义的学校里毕业，他们会给恐怖主义最致命的一击。“玩弄自由主义词句是危险的，从事秘密活动更是不可想象。一滴不小心为波兰洒下的眼泪，一句大胆说出的话，可以换来几年的流放、特务的迫害，甚至单身牢房。但正因为如此，这些说出的话，这些流出的泪，才格外重要。有时青年会因此而丧生，但他们死了，为解开俄罗斯生活的斯芬克斯之谜而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仅不会终止，而且会证明它的憧憬是完全正当的。”（赫尔岑）真正毒害青年们心灵的，是权衡利弊平庸乏味的市侩习气，是老气横秋自甘沉沦的犬儒主义。为年轻的冲动付出代价，这没有什么，可悲的是一个民族的青年一代没有青春气息。法国那些被卢梭的阴森、自由的生命诗篇哺育起来的青年们——圣茹斯特、奥什、马尔索、德穆兰、丹东、罗伯斯庇尔们，才是真正的革命青年，他们甚至都没活过三十五岁。当王朝复辟后，法国也成了老年人的天下，平庸势利的市侩主义开始抬头。在“赫尔岑小组”事件之后，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这中间是平静得令人窒息的十五年，“正是这十五年使俄国几乎一蹶不振，”赫尔岑说，“也正是这十五年毁灭了两代人：年老的一代胡作非为，虚度一生；年轻的一代从小即被毒害，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它那醉生梦死的代表者。”
没有资料显示莱蒙托夫与这些学生团体有何直接关联，但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这些青年组织的政治观点，甚至参加过一些学生活动，如1831年将反动教授马洛夫赶出学校的风潮。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一事件有详细的描述，但并没有提到莱蒙托夫。1832年，莱蒙托夫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求学，所写作品大多与爱情、友谊和个人的苦闷有关。“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一个/还未可知还未可量的年轻诗人”，事实上，无论在早期风格还是题材上，他的确都模仿了普希金和拜伦。直到1837年之前，他还没有在任何一个文学圈子里站住脚，跟当时俄罗斯的“诗歌太阳”普希金也不认识。1837年1月末，普希金在与被沙皇政府收买的法国流亡者丹特士的决斗中重伤致死，全国为之震怒。莱蒙托夫迅速写下了《诗人之死》：“诗人死了！——光荣的俘虏倒下了……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但还有神的裁判！”莱蒙托夫的诗甫一写出，立刻被到处传抄，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还没等宪兵总监卞肯多夫呈报给沙皇，已有人把这首诗寄给了沙皇本人，并加了一个新的标题：“革命檄文”。莱蒙托夫随之被流放到高加索，而他也因此一举成名。
在流放期间，莱蒙托夫第一次得遇别林斯基，并结识了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克里夫佐夫、戈利岑、利哈廖夫、奥多耶夫斯基等人。1838年1月，当他重返彼得堡时，他俨然已是成名诗人，很快便进入普希金文学圈，并与当时的大诗人茹科夫斯基、普列捷尼奥夫、索洛古勃等人结识，还被卡拉姆津家族接纳。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已经落山，莱蒙托夫正如月亮一般升起。“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莱蒙托夫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整个俄罗斯诗歌在他们之间摆动着，在静观和行动这两个极之间摆动着。” 虽然别林斯基与莱蒙托夫初次见面时，莱蒙托夫做张做智的犬儒姿态曾惹恼了他，但天才当前，别林斯基依然不吝赞美之词：“当讲到莱蒙托夫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从普希金逝世迄今的现代俄国文学；我们认为在现代俄国文学中找不到莱蒙托夫才能的敌手。”最富感染力的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在繁星密布的天空里也可以看见火红的天狼星，而莱蒙托夫才能的明星却几乎是在荒凉的天际闪耀着，在大小和光亮方面没有敌手。”克雷洛夫和茹科夫斯基才能接近枯竭，作为莱蒙托夫同代人的克尔卓夫和克拉索夫虽然依然闪耀着天狼星般的光彩，但已难掩更为夺目的莱蒙托夫的光华。
《沉思》一诗写于1838年，发表在别林斯基主持的《祖国纪事》上。1838年这一年，赫尔岑和他的朋友们还没有从流放地归来；天赋良善的道德主义者别林斯基躲进小楼，一边与自身的贫困、疾病相妥协，一边和无所不在的书报检查官做着不懈的斗争；天资卓越的业余哲学家巴枯宁在莫斯科雄辩滔滔却鲜有听众；富家子弟包特金、巴纳耶夫、奥加廖夫、加拉霍夫们更像一群玩票的青年……当时的俄国知识界并不缺乏有理想的青年，但他们身处在那个荒凉的世界，上有充满敌意与武断无道的专制政府的压迫，下有完全不解事的群氓与市侩的误解与嘲弄，他们有如置身于黑暗的森林中，还没有油然而生一种同仇敌忾的团结感，还没有结成一个有效的精神之链。天赋敏感的莱蒙托夫写下这首诗，正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冷暖自知的表皮反应。别林斯基说：“这些诗句是用鲜血写成的；它们发自被凌辱的灵魂的深处：这是一个认为缺乏内心生活比最可怕的肉体死亡还要难受千万倍的人的哀号，呻吟！……在新的一代人中间，有谁不会在它里面找到对于自己的忧郁、精神冷酷、内心空虚的解答，有谁不会用自己的哀号和呻吟去响应它呢？”
老翻译家余振先生说：“莱蒙托夫是一个用很严格的俄罗斯‘格律诗’体写诗的诗人。”可能是为了传达原作的格律，他的译本显得过于整饬，有些地方为了凑字凑韵，显得别扭拖沓。比如将诗题译为《咏怀》，以对应汉语旧体诗中的“即兴”、“谴兴”、“述怀”之类的，这实在是有些硬攀亲戚的感觉。而顾蕴璞先生的译本又过于“雅”，在气势上稍输。读翻译诗，尤其是俄语译诗，大多就是读个“意思”吧，很难在诗艺上做什么探讨。开篇第一句便劈头盖脸而来，“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也为整首诗定下基调。我们前途渺茫，目标模糊，在一种老年的世故与节奏中逐渐沉沦，丝毫没有青年的热情、理想与信念。“真可耻，我们对善恶都无动于衷，/不抗争，初登人生舞台就退下来，/我们临危怯懦，实在令人羞愧，/在权势面前却是一群可鄙的奴才”，犬儒、世故、怯懦的青年，在高压专制的权势面前就只配做奴才。“我们为无用的学问把心智耗尽”，别林斯基偏偏不同意这句。在别林斯基看来，他们那一代人不是学问过多，恰恰相反，是缺少真正的认识与学问，无论对于德国浪漫主义，还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大家都是浅尝辄止，随便学了点皮毛而已。“偶尔我们也爱，偶尔我们也恨，/但无论为爱为憎都不肯作出牺牲，/每当一团烈火在血管里熊熊燃烧，/总有一股莫名的寒气主宰着心灵。”偶尔也爱，偶尔也恨，但爱恨都不肯做出牺牲，像一个旁观者、袖手人，或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切只为自己做打算，聪明地站在食利者一边。做一个行动主义者，一个殉道者，一个将诗篇奉献给生活和时代的诗人，一个世俗教士般传播福音的人，这才是莱蒙托夫的追求。“脱离行动后的静现对于普希金是一种得救，对莱蒙托夫来说却是诗人的死亡，刀刃的生锈。”梅列日科夫斯基说，“在普希金笔下，生活渴望成为诗；在莱蒙托夫笔下，诗渴望成为生活。”莱蒙托夫立志于一种“行动的诗学”，而非装饰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学，而这也将决定着诗人的命运。
“我们这群忧郁而将被遗忘的人哪，/就将销声匿迹地从人世间走过，/没有给后世留下一点有用的思想，/没有留下一部由天才撰写的著作。”事实上，不算剧本和未完成的散文体小说，到1840年，莱蒙托夫留给世人的作品至少包括约400首短诗和30首长诗。对于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青年而言，其作品量不可谓不大。别林斯基说他不想将莱蒙托夫视作俄罗斯的拜伦、歌德或普希金，虽然他“可与普希金并驾齐驱，或许比他更胜一筹”，但他不会变成其中任何一个人，他就是俄罗斯的莱蒙托夫，他二十多岁就完成了他自己。“ 白银时代”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评价他这位诗歌前辈时说：“是怎样的同一性将莱蒙托夫完美的抒情箴言与其诗其他构成的具体到无意义程度的声响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举莱蒙托夫为例，是因为尽管他对与诗无关的许多事情一知半解地鼓吹，尽管他有不少糟糕的诗，尽管他的情绪具有两面性——在一种情况下是真正诗人的激情，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更多的是‘真诚’的弱点和无序，尽管这一切，他冷漠的、厌世者的箴言仍双倍地令人吃惊，它赋予他的抒情诗以基调，所构成的即便不是他的诗歌面貌，也是一个响亮的、不朽的、永远有感染力的深度指数）——正是这样。”（《三诗人书简》）这个评价有弹有赞，可谓褒贬精当。莱蒙托夫诗作里的“箴言”性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那些“冷漠的、厌世者的箴言”，阴郁、晦暗而有力，每每像下人生谶言。但他也的确写作过多，凭热血和本性在自己一知半解的事物上屡屡发言，显得粗陋苍白。尤其是他少年时期的作品，全凭灵感信笔而就，佳构与劣作并存，幼稚之处在所难免。莱蒙托夫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能凭借他那天才的抒情才华，凭借他良善的生命本能和道德热情，以一种让帕斯捷尔纳克都感到惊讶的“怎样的同一性”，将这一切浑融无间地调和为一个抒情整体，呈现出一种“响亮的、不朽的、永远有感染力的深度指数”。
1840年2月，在公爵夫人拉瓦尔的舞会上，莱蒙托夫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发生冲突。原因是两人都对谢尔巴托娃公爵夫人感兴趣，而公爵夫人更喜欢莱蒙托夫。2月18日，双方的决斗以和解结束，但莱蒙托夫还是被交给了军事法庭，并被调往高加索某步兵团。这简直就是去送死，因为这个步兵团当时正在高加索作战。7月，莱蒙托夫一到高加索，就参加了瓦列里克河上的战役，整个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莱蒙托夫侥幸得免。1841年1月，在外祖母的再三奔走下，莱蒙托夫得以回到彼得堡短暂休假。
屠格涅夫第一次见到莱蒙托夫，就是在某伯爵夫人的府上。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远远看着这位声名鹊起的年轻诗人，并未主动上前搭讪。莱蒙托夫穿着骠骑兵禁卫军的制服，挂着佩刀，佝偻着腰，忧郁地望着伯爵夫人，却没有人跟他攀谈。“莱蒙托夫的外貌中有一种令人不安令人可悲的东西，他那黝黑的面孔和呆板幽暗的大眼睛闪动着一种阴沉的仇恨的力量，一种隐而不露的无所畏惧的勇气和激情。他那呆滞的眼光与几乎像孩子似的柔润和翘起的嘴唇，极不相称。他的小矮个、罗圈腿、大脑袋、缩脖子、宽肩膀，整个形象给人不愉快的感觉，但是任何人立刻都可以认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力量。”事实上，伯爵夫人的沙龙绝非令莱蒙托夫感到愉快的地方，他根本就受不了上流社会沙龙里那令人窒息的空气和虚伪的假面：“我在表面上沉湎于他们的浮华与辉煌/而内心里却爱抚着我那些往日的幻想/那些逝去年月的神秘的哀愁。”“按照那时的风气，他故意装出一副拜伦的派头，同时又混杂着别的更加糟糕的古怪而乖张的成分。”屠格涅夫写道，“为此他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啊！大概莱蒙托夫从内心里感到无比地寂寞，命运把他赶进了这么一个窄小的圈子里，他会窒息而死。”（《戴灰眼镜的人》）很难说屠格涅夫的观感不带有先入之见或个人好恶，在巴纳耶夫的妹妹巴纳耶娃眼里，莱蒙托夫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只见过莱蒙托夫一次，是在他动身去高加索以前，在我姐夫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书房里，他是来向我姐夫辞行的。他那对黑晶晶的眸子射出犀利的眼光，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巴纳耶娃回忆道，“莱蒙托夫在克拉耶夫斯基的书房里像一个顽皮的学生，东翻翻桌子上的文件，西翻翻书架上的书本。他的活泼愉快使我惊奇，他一点也不像我所认识的那些作家。”（《巴纳耶娃回忆录》）
1841年4月，没有得到延期许可的莱蒙托夫再次回到高加索。在此期间，他写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批诗作：《别了，你满目疮痍的俄罗斯》、《梦》、《悬崖》、《他们彼此爱着，那么长久，那么深情》、《约会》、《我独自一人走上了广阔的大道……》、《预言家》。“别了，你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奴隶的国土和老爷的国土，/你们，那卖身于权贵的人们，/还有你们，那天蓝色的军服。/或许，在高加索山岭的那边/我可以躲避开你们的总督，/躲避开那无所不闻的耳朵，/躲避开那无所不见的眼目。”
梦想躲开世俗的耳朵与沙皇的眼目的莱蒙托夫，却没有躲开一颗从宿命的方向射来的子弹。1841年7月27日，在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莱蒙托夫遇到了过去的老友，其中还有士官生学校的同学马丁诺夫。在一次家庭晚会上，莱蒙托夫的玩笑话激怒了愚蠢鲁莽的马丁诺夫。争吵过后，马丁诺夫要求与莱蒙托夫决斗。莱蒙托夫已经巧妙地化解过一次决斗，这一次，他依然不以为意，接受了挑战。地点就选在高加索玛舒克山的悬崖上。他压根就没打算打死自己的同学，率先朝天开了一枪，而他自己却被一枪打中心脏。像是一场宿命的安排，继普希金之后，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也在决斗中陨落，年仅二十七岁。那一天，玛舒克山麓突降大雨，莱蒙托夫的尸体在大雨中淋了很久。据说马丁诺夫是受人挑唆，沙皇和上流社会对这位不安分的诗人早已不耐烦。当沙皇闻知莱蒙托夫的死讯后，说了一句话：“他活该这样！”
在19世纪的俄罗斯，决斗风气盛行，以示勇气、胆量和风度，甚至连托尔斯泰伯爵都未能免俗。1861年春天，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在一起闲聊天，聊起了行善。屠格涅夫说自己经常教育女儿要多帮助不幸的人，多做好事。托尔斯泰说他不喜欢这种“英国式的”行善，只把自己的一小部分捐给穷人，真正的善要发自内心。两人言语不和，越说越激动，屠格涅夫说：“你要是再用这种腔调说下去，我就抽你！”托尔斯泰当即起身，拿枪去了。随后他给屠格涅夫下了战书，要求对方到林子里去，在不要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决斗。托尔斯泰在林子里等了一夜，等来的是屠格涅夫的一封信。屠格涅夫说，他还是希望按传统的方式进行决斗，也就是说，有见证人，有香槟。托尔斯泰说，您这是怕我了，我蔑视您。从此，两个人十七年没有见面。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每每读起这首诗，心中便泛起万千波澜。莱蒙托夫写作这首诗时，才不过二十三四岁，却能凭借诗人敏感的表皮和神经，准确地传达了时代的脉搏和道德状况。别林斯基将他奉为普希金之后的第一人，也正是因为他对俄罗斯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深刻展示，“他是生活现象世界的全权占有者”。从1838年开始，俄国知识界开始进入所谓“辉煌的十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精神风貌和以忠忱专志的流品自居的社会阶层。莱蒙托夫虽未躬逢其盛，但其绝不降志辱格的反抗精神和道德基调，都一一印证在他的诗行中，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资源。
2014.1
本文摘自朵渔《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