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学习力大会上，俞敏洪表示衡量和评价的方向决定了教育的方向，就像女生挑选男生的标准决定了这个国家男人的方向。后又在微博上为这一言论做出解释，称女性的水平代表了国家的水平。“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的论调引起一片哗然。网络上评论迅速拉开两大阵营，一部分狂批俞敏洪不懂女性价值为男性的不负责任开脱，一部分怒赞其说出当今女性现状为女权撑腰。
女权，顾名思义是妇女在社会上应享有的权利，比如政治参与权、受教育权、工作权等。这个“权”是基于平等之上的，绝非特权；这个“权”也应该是与男性权利相对应的，不单单是低层次浅层面的部分权利。
中国的“女权”被歪曲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自“女权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以来，由于理论根基薄弱，国内的女权只能围绕西方的理论实践，缺少本土化的尝试性改造，故遭到很多误解。
而当今“直女癌”“中华田园女权”等等“伪女权”的出现使中国女权被污名化，鼓吹男性应该为女性做更多的事助长了女性娇惯之风。某些时候女性还获得某种特权，比如恋爱关系中男性每逢过节都要给女性送礼物、约会吃饭男性买单、女性生病或者生理期就嘤嘤嘤要求男朋友无微不至地照顾等等。女性滥用特权的结果，是“女权”不仅没有得到发扬，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
如今很多人错误地以为男女平等已经实现，女性已经拥有很多权利甚至“特权”，社会上也设立了女士优先车厢、女司机专用停车位，女权主义已经没必要继续宣扬了。可是女士优先车厢和车位实质上不是一种性别歧视吗？由于生理与社会结构的差异自觉地把女性放在弱势地位，表面上关怀背地里怜悯，这不正是男权社会的刻板认知？恰如这次俞敏洪表面上抬高女性地位，实际上把女性束缚在家庭的框架里相夫教子，认为女性既然处于弱势不如待在家里成为贤妻良母。此言论一来否定了女性自身价值透露出厌女倾向，二来固化了传统认知推卸了男性在家庭中的责任。
至于俞敏洪所言的女性择偶标准“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其想要表达的是当今女性对于物质享受的重视。大量女性热爱消费、有拜金倾向不假，众多媒体报道“双十一”“3.8节消费”时使用的描述为“如今女性已经在消费领域撑起‘半边天’”，由此部分人引申出“女性在商品经济中获得话语权和绝对优势”。然而另外半边天不仍是由男性撑起的吗？因此这一说法是主观的片面的。
如今中国“女权化”集中在消费领域及恋爱关系等浅层面，并没有上升到政治统治，此“女权”与男权社会的“男权”毫不对应，男权社会的秩序之牢固仍然难以打破。俞敏洪的言论固然有合理的一面，其肯定了一位母亲的价值，但母亲只是女性众多身份中的一个，除了传统观念里的家庭主妇，女性也可以是政治领导人、商业精英、教育家等。女性在社会上、政治上获得解放、大放光彩才是女权所追求的核心，是男女平等，是人人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