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王成喜
□郑生竹
11月12日，齐鲁晚报记者探访济南市多家公园，发现园区内餐馆菜价普遍偏高，最低收费168元/位或198元/位。公园内一家茶馆小包间最高收费是两小时1580元，仅包括一壶茶和两份甜点。记者在媒体上报道此事后，被济南市园林局宣传办薛主任移出了媒体群。（11月15日澎湃新闻）
杀死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坏消息就不存在了？把做监督报道的记者“踢群拉黑”，被曝光的问题就解决了？相对于过去一些记者因监督报道被监督对象还以人身攻击等打击报复，这位媒体联系人“踢群拉黑”的反应，对记者来说算是“温柔”以待了。但可以看出，一些地方的宣传干部们患上了“舆论监督敏感症”，一旦媒体对他们的工作稍有微词，心里就很有气，气血不通后，索性把爱“找茬”的记者们“踢群拉黑”了事。
媒体记者大都有分工条口，例如政法、教育、医卫等，他们或多或少在多位宣传干部们组建的联系群里。这些联系群本是为了降低沟通成本，方便宣传干部们发布本部门新闻、通知例行发布会、安排集中采访等。但一些媒体记者却因此自废武功，甚至养成主动“报喜不报忧”的习惯。
一些宣传干部也据此认为，媒体记者就应宣扬所联系条口的政绩，稍微带有批评监督报道就被认为不给面子、抹黑。这使媒体记者与宣传干部的互动关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些想做监督报道的媒体记者被认为是异类，也使得一些宣传干部的“舆论监督敏感症”愈加严重。 一些宣传干部越来越不好沟通，有的以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范围不予回应或不接受采访；有的是拖字诀，要求发采访函走程序，请示领导一番三五天过去，得到的答复还是不接受采访。
在日常采访中，也有不少宣传干部对媒体的监督持欢迎态度，认为监督曝光能让一些老大难的问题得到重视，推动问题的解决。有学者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比喻为给大树找虫子的啄木鸟。坏消息的来源不在于信使，大树有病也不是因为啄木鸟找出了虫子。这个浅显易懂的道理，那些患有“舆论监督敏感症”的宣传干部们理应懂得。（《新华每日电讯》，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