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局更甚
今天的美国,内外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对外由于自小布什以来的对外政策乏善可陈,美国的领导能力和信誉都显著下降。对内由于有利于资本的分配体制、日益“赋权化”的福利制度、政治化的工会体制、利益集团的固化以及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支撑的消费型经济,导致资本不断外流和产业空心化。其结果是大资本鲸吞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红利,而薪酬阶层和农民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的地位下滑。这不仅持续拉大贫富差距,而且将建制派政治精英——围绕政治体制和公权力形成的权力集团——推入了结构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依赖已经全球化的大资本以获得不可或缺的资本扶持;另一方面却要迎合反对全球化的选民以赢得同样不可或缺的选票。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右翼保守的福音派在美国政治中的异军突起,左翼自由派高调维护种族、教派、性别、民权的绝对平等,把持道德制高点,导致了“政治正确”在政治、舆情、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滥觞。两相对撞的结果,是打翻了建立在多元种族和文化之上的美国“大熔炉”。美国政治中拉动选民的已不再是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而是其在“泛政治化”议题(性取向、堕胎、种族/教派关系、女权等)上所持的立场。而这些议题上的冲突,反映的其实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因而很难妥协——不能妥协的民主政治必然导致民粹和极端。其结果是美国政治板块不断向左右两个极端拉伸,形成难以逾越的政治鸿沟。
正是在此乱局之中,与政治体制以及建制派毫无瓜葛、出身大资本家却高举反体制、反精英大旗的特朗普赢得了2017年总统大选。
战略动因
特朗普乱中取胜,与建制派格格不入,执政也无章可循。但总统大权在握的他却精明地认识到,要为自己博出生存空间,就必须在两个领域有所作为。其一,在因涉及根本利益而棘手的重大议题上——伊核、朝核、赤字、债务、税改等——标新立异,甚至不惜蛮干;其二,与大国发生纠缠,甚至不惜以无赖耍横为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一来,在重大议题和大国关系上有巨大相关利益的建制派就不得不与他打交道,他也因此获得与建制派讨价还价的筹码,并掌握主动权。
事实表明,特朗普在这两个领域的蛮干达到了目的。但他得到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和建制派最关键的共同关注点:中国。通过与中国在贸易不平衡上的纠缠,特朗普已经体会到建制派在中国问题上战略构想:这就是树立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强敌形象,进而通过与中国的对抗来推动美国迫在眉睫的战略调整和内部重建,使美国克服乱局,重新焕发。